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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是成建制调动，全体人员和家属282名分五批搬迁到哈尔滨，最后一批教授家属们在党伯印、江瑜等年轻研究人员的照顾下，于1953年春节前抵达哈军工，她们几乎都有生病的经历。任新民的夫人虞霜琴一路上舟车颠簸，又不适应寒冷干燥的东北气候，一到哈尔滨就得了重感冒，又转成并发胸膜炎，拖了半年才好。那是个人人争先进的火热年代，虞霜琴在哈尔滨一中教书，她瞒着同事和学生，带病坚持上课，直到晕倒在讲台上，被人送回家。任新民的老母亲住不惯，总想回南方。任新民为年迈的母亲和体弱的妻子犯愁，他宽慰她们说：“慢慢会好的，要坚持下来啊！”为了儿子的事业，老母亲不再提回南方的事。三年后，任新民奉调北京后，有人问起虞霜琴在哈尔滨三年生活的印象，她叹口气说：“别的什么都好，就是这个冷呀，记得最清晰，那冬天的空气好像冻住了似的，连呼吸都很困难。”

大部分的老教师以坐书斋、做学问为终身追求的生活方式，从内心深处讲，他们并不愿意到军队工作，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再说，部队是个处处讲服从的地方，与“个人自由”、“独立思考”这样的概念是绝缘的，稍有闪失，弄个“军法从事”可就完了，因此，老教师对部队干部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经过前两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们学会了谨言慎行，对军队的种种疑虑一般不说出口罢了。

尽快把老教师思想中的消极面转化为积极面，帮助他们闯过“三关”，成了哈军工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任务。

1995年，82岁高龄的曹鹤荪教授曾向采访他的作家谈及当年的心情：“哈尔滨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我们这批人绝大部分是江南长大的，另外一批人也以湖广籍居多，大家很不习惯东北那种冬眠一样的生活，屋内总是觉得缺氧。还有上海、杭州早上的新鲜蔬菜，菜农们在早市上吆喝着，家庭主妇们提着竹篮子讨价还价，打开窗子可以呼吸到湿润清新的空气。这些，在哈尔滨是见不到了，知识分子就这样，好多小事一般人不注意，尤其军队的人看大事，打仗的事最大。可知识分子对于下不下雨啦，气温高低啦，空气啦，早上的新鲜青菜啦，安静的校园啦，等等，算不上动感情的事，也很在乎，而且成了我们动感情，思恋南方的引子。留在哈尔滨就得克服困难，特别是克服感情上的困难。

像这一类细小的事很多，打仗过来的部队干部也注意不到，就是注意到了，也简单地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活到今天，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我不认为这些是小事。军人打仗是大事，教授们要个安安静静的环境，希望有个人的天地，顺乎其心，学问精进也是大事。他们为了国家的需要才改变自己，强迫自己习惯哈尔滨。

但是，陈赓能理解和体谅我们，他让我们这批人住进当时最好的房子，他自己却住进简陋的小平房，在他的影响下，很多部队基层干部睡地铺，战士就更艰苦了。陈赓礼贤下士，凡老教师来他必设便宴招待，问寒问暖。他是教师家中的常客。别看他腿部负伤，走路一瘸一拐，可他拄个拐棍成天在下边转，没有闲的时候。哪个教师家的水龙头不好使，下水道不通，暖气不热，墙上有霜，房子漏雨……他都知道，并亲自打电话叫工程队去修。有一次他对营房管理处的领导说：‘你要是给我冻坏了一个老教师，我可饶不了你！’……就为了这么好的院长啊，我们所有的不愉快都不值一提，就为了这么好的院长啊，我们也不能离开军事工程学院啊。”

曹老先生的回忆正是当年老教师们内心感情世界情真意切的自白。事实上，绝大部分老教师战胜了自我，在号称“冰城”的哈尔滨奋力闯过了“三关”。

那天晚上，周明【溪鸟】饭吃得不多，心情不佳。他多年习惯吃夫人叶惠兰烧的菜，那可是清淡爽口的粤菜呀，他心里嘀咕着：“今晚厨师弄的什么菜，不好吃！”他匆匆吃完，一推饭碗就上了楼。回到房间里，点起一支香烟，靠着被子躺到床上。从敞开的小窗户纷纷扬扬地飘进来片片雪花儿，他起身关上透气用的小窗户，自语道：“又下雪了。”他重又躺下来，随手从枕头下抽出一本英文原版的《应用力学》，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突然从书中掉出一张小照片，那是小女儿兴汉周岁时的全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