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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应实施全国视角的地区平衡政策。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条件迥异，发展模式不能单一地追求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是优化中国发展绩效的必要途径。按照地区区位和资源分布，在中国形成东部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中部以重工业和种植业为主的格局，而西部以资源开发和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是大势所趋。我们知道，正是区域间的合理分工使得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在工业发达的同时，也是农业强国。中国要实现这种分布，重要一点就是要放宽人口流动政策。用长期眼光看，东部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还应该进一步增加，而西部一些不太适合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的地区，人口应该转移出去。与这种全国性的区域政策相连，就不能对西部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要求过高。

最后，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央政府应该努力减少地方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政府间的竞争并不是越激烈越好，因而规范竞争秩序显得尤为重要。这中间，改善政绩考核的机制是必然的一步。主流的意见认为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应该加入其他方面的考核指标。可是，指标多了考核就变得没有效力。其实，更为直接的考核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考核，因为没有人比辖区里的居民对当地官员的表现更关心且更有发言权的了。

本质上，如何保持地方政府的适度积极性同时实现由生产型（功能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型是我们近期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中国经济为何失衡？（1）

几天前刚一回来，朋友就告诉我，下午有个人来找过你。奇怪的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描述的那个人，更奇怪的是据说他要和我讨论经济上的问题。

遇到这种事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不过我又有些担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是很难有效地讨论问题的。现在，许多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论文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写就的，这样论文送审到一些“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手中，通常会很成问题。再者，既便我们有社会学所说的“共同经验范畴”，但十个经济学家通常会有十一种不同的答案——何况是我这样对经济学参悟不深的呢？所以也不一定能讨论出什么所以然来。

一边这样想，一边打开电脑，还没浏览几个网页，朋友又跑过来说那人又打来电话，听说你回来了，他马上就过来。

来者是位中年男士。几句话之后，他就把讨论的问题锁定在经济增长的效率上了。

问题的背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高储蓄、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这一模式曾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1997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它的普遍赞誉。保罗·克鲁格曼是最著名的质疑者，他因成功地预测到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另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是艾伦·杨格，他长期致力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特征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十分相似。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70％以上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目前，我们的储蓄和投资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FDI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这些在许多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而生产的效率虽然在1978年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自90年代后期以来，效率的增进似乎又走向了下坡路。东亚模式的问题表现为“资本深化”，也就是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所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简而言之，是投资过多带来了增长效率的问题。

这位造访者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今天的投资可以形成明天的生产能力，投资会带来一个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东亚经济劳动力十分丰富，因而经济增长放缓，利润率的下降是因为没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所以，一个自然的结论是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束缚了生产潜能的发挥，出路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产就会达到潜在水平，尤其是应该通过消费的不断增加来实现“快乐增进型”的增长。

这样，我们讨论的重心就集中在到底是投资过多还是需求不足，拖累了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以福利为内涵的增长步伐。

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可以把资本投入过多说成是需求的相对不足（因为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商品的价格不会下降，投资的利润率也就不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