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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某个人知道应该通过社会调查来做出某种判断，但如果他没有掌握社会调查的相关知识，设计调查问卷都会很成问题，调查出来的数据也很可能背离调查的初衷。又如果他思维非常活跃，很善于发现市场空缺，但如果他没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发现的市场空缺可能会毫无市场价值，就算有价值也很难变成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

教材上的东西当然要学，但这只是前提和基础，最关键的还是要进行自主性的学习，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独立思考，得到系统的思维训练。自主性学习需要对自己学习的内容有所取舍，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取舍标准。不能够学校开什么课程就学什么课程，更不能够老师讲什么内容或者考试考什么内容就学什么内容。否则，就会学很多毫无用处的屠龙之术或花拳秀腿，并错过很多真正适合自己而且非常有用的东西。

对于教材和其他书籍中的观点应该带着批判的眼光加以学习，不能认为书上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比如我这本书中的观点就很可能因为我的知识范围和社会经验的有限性而失之片面或流于表面，很多所谓学术大家的著作也同样不可能是绝对真理，只有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评价，书中正确的观点你才知道为什么正确，错误的观点也才能被你摒弃。

同时，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观点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要敢于怀疑、善于怀疑。事实上书上的观点或者老师讲授的观点都可能只是学术界对某一问题很多种观点中的一个，在这些有争议的观点中做出何种取舍，必须要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过程。

在某大学的咖啡馆，一个学生说：“４０加７等于４７，４１加６等于４７，３１加１２加４等于４７，２５加１７加５还是等于４７。你们看，这么多个运算的结果都是等于４７，所以，４７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字，其余任何数字都是不重要的。你们一定觉得这种思维方式非常荒唐可笑吧？而类似的错误何尝不是比比皆是呢？有些人看到三个河南人很讨厌，于是不假思索地下定结论河南人都是讨厌的；或者是在某个地方挖了三口井却没有找到水，便下定结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水。所以，我觉得归纳和演绎都是不可信的，一切归纳和演绎都可能使我们的认识偏离真理。”话音刚落，这个同学便受到了身边人的一致围剿，而他却始终固执己见。最后，其中一位女生质问他：“你有本事就在期末考试的答卷上把你刚才的观点写下来！”

我这么说并不是赞同那个“异类学生”的观点，我也相信他期末考试的时候绝对不可能这样天马行空地作答，但是，如果这群年轻人来我的公司面试，我只会聘用他一个人。一个经过独立思考而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比一个不假思索而接受正确观点的人更值得肯定，因为前者的人格才是独立的，独立的人格理应比一切都更重要。人格之独立，说起来似乎非常轻巧，可真正能够坚持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在某些特殊时期能像陈寅恪一样独立思考并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能有几个呢？更多的人为了迎合现实的需要而放弃了自己学术良心。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盲目地去寻找亩产十万斤的科学根据，这样的科学家还能做出什么学术成果呢？

终极关怀

在中国，大学学子历来被看作是国家的栋梁、社会改革的先锋、民族振兴的希望。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宋代的太学生陈东、明代的东林学士、清末的“公车上书”，都曾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书写过动人的篇章。“五四”以来，大学生们更是关注天下兴亡，以身作则，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驱和骄傲，即便是在新中国也敢为天下先，成为社会中不可多得的理想主义者，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活是我不曾拥有却无比神往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关心更多的不是自己的就业，而是一些看上去跟自己毫无关系的问题，譬如尼采的哲学，欧洲思想启蒙时期的伟大著述，以及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反思，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几乎与任何功利目的无关，但是这种思考却直接影响着文化和社会的未来，所以被称为终极关怀。

２０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学生的这种非功利的历史使命感迅速消退了。大学生面对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被放在了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位置，对于哲学、历史、社会等问题的思索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甚至如果有人拿一本尼采或者哈耶克的著作去自习室，宿舍的同学还会觉得他是吃饱了撑的。与此同时，浅薄粗俗的东西开始在大学大行其道。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请来了郭富城，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请来了刘德华，在演艺圈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