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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三陪小姐，虽然我读大学的时候对这种现象早已略知一二，但他们的调查结果仍然让我有些意外。不但做三陪小姐的人数可观，而且这些人已经结成了较为紧密的组织，颇有产业化的趋势。有一位大二的三陪小姐轻描淡写地说：“如今哪一所大学外面不是红灯区呢？”

紧接着又有一名记者对武汉各高校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调查结果更加触目惊心。一位踏入风月场所已有两年时间的女大学生说：“现在武汉地区的女大学生中，至少有8％～10％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计接近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外语、中文、艺术和师范类的学生中更高。”一位的士司机更是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到武汉找小姐，不如找学生妹，既有文化，又年轻，还不会有病。现在因为做这一行的学生多了，价格也下来了，比起宾馆里的小姐，学生只是半价。”

一位已经入籍美国的商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连的女大学生“坐台”现象。这位商人身家过亿，在珠江三角洲拥有近千亩土地，并开设了多家服装生产厂，还在大连拥有现代化的水产品加工厂。他本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每年都向东莞和大连当地的社会治安基金捐献数百万元，可是，他却放弃了中国的国籍。以下是他那篇文章的一部分：

1997年夏天，我在大连参加大连服装节，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日本客户，在大连最著名的万达国际俱乐部宴请客人。酒足饭饱后，又陪同客人到KTV娱乐。万达国际俱乐部的PR以素质高闻名，而且号称从来不出台。这天陪我们的都是大连某学院日语专业的女大学生，能熟练使用日语与客人交流，宾主都非常满意。

或许是喝多了的缘故，一个叫加藤茂的日本商人突然对我说：“我想带这位小姐回酒店，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尽管是第一次来万达，但来之前已了解了情况，就对他说不行，因为这里的小姐们只能陪酒。不料加藤听了我的话以后哈哈大笑：“她们只是不陪中国人而已，　而日本人嘛，她们是求之不得的。不信我们打个赌？”

我只当是开个玩笑，于是就用中文问我旁边那位举止优雅的小姐：“您今晚可以陪我吗？”由于我们进KTV包房后一直用日语交谈，唱的也都是日语歌曲，在座的PR和服务员都以为我们全是日本人。忽然听到我用带着广东味的普通话讲话，那个“美丽”的小姐似乎大吃了一惊，下意识地连连摆手说：“不行，我从来不陪中国人！”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加藤已经一把将她搂到怀里，用大坂乡音浓重的日语说：“那么我呢？”那个可恨的小姐竟然用十分标准的日语答道：“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热血涌上了我的心头，在这一刻，从来对日本人没有偏见的我，几乎想动手杀了加藤，但我更加痛恨的是那个“高素质”的大学生，她如此美丽，却又如此下贱。她为什么变成这样，对自己的同胞如此蔑视（尽管我比加藤有钱得多），对外国人却如此的崇敬？是什么夺去了她在外国人面前的信心和自尊？

笑贫不笑娼？

伴随着大学学费不停上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堪重负。有一些女大学生为了顺利地完成学业，被迫用自己的肉体来赚钱。而更多的女大学生走上三陪之路不但是因为家境贫寒，而且还归因于她们爱慕虚荣。

丽丽是成都某重点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做了两年三陪小姐了。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她一边抽烟一边做了如下的陈述：

我是单亲，我爸爸很早就抛弃了我和妈妈，妈妈供我读书真的很累。你也知道我们女孩子花钱比较多，而且喜欢攀比，所以我一直很自卑。我们寝室有一个成都西门的，她是哈韩一族，整天在寝室里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呢，则一直是那么土。可能是我太爱慕虚荣了，我喜欢钱，真的。终于有一天，我在聊天室和一个男人说好，我陪他一个晚上，他给我500元。就这样，我开始了。那男的是川大的研究生毕业，在高新区工作，很有钱的。此后，他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老妈子，以后她们经常劝导我，让我想开一点。说真的，一个周末就能挣七八百，这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干了一段时间以后，钱慢慢的多了起来，我也慢慢的认识了其他几个姐妹，我们在一起，花钱也就大方了起来。现在我已经完全习惯做这一行了。

钱固然是一种好东西，一个有钱的大学生可以买最时尚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穿最流行的衣服、用最高档的化妆品，只要有足够的钱，开着法拉利跑车去上课自然就更爽了。可是，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