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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他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一时很难断定。

1。2　当面摸底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

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军有些伤病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讲，有个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军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如何处理。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要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优待点。”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讯问，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又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罗政委说，陪同的李同志翻成日语。李同志是朝鲜人，在日本反战同盟里工作。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让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吗，”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随父母在大连生活，后来回东京上的大学。”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道。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进一步解释道，“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