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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习惯于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这个样子，康乐富强！”

这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孙犁不得不承认，那道理是对的。是啊，“我们生活的战斗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康乐富强，”——这，他也是赞成的。但现在这样还不够，例如，他觉得昨晚电影上映出的农民生活，离目前情景就很远。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许多工人住区，还处于贫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砖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还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蝇的秽水沟……都说明工人的生活也还不高，那里的情况，在他看来，简直和冀中端村那样的集镇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认为天津广大的工人群众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设备。

这样，如果说不是反驳，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补充了张同志的意见。他说：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骚，有些不开展，那只是说，从这些乡下人来看，眼前这些人，很多还是过去那些不事生产的，而有时，他们乐的更没道理，加强着他们的剥削的、寄生的、丑恶的意识。我们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样子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①

进城初期，应该说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但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焦虑，在当时进城的人中间，恐怕还很少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姑且也把这唤作一种“忧患意识”吧，——有谁料到，这种“忧患意识”，会出自一个不久前还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如他的短篇小说《碑》、《钟》、《琴和箫》等，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批评）的作家呢？

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他慨叹进城以后，人们已经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互相挂念、互相关心，虽然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里，却有些漠然而处、“相忘于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怀着这种寂寞感，来理解和看待赵树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赵树理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们是头回见面，谈话内容，孙犁已不记得，但对赵树理印象极深：“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①见面之前，孙犁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那是在抗战刚刚结束、从延安回到冀中以后。孙犁觉得，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抗战，没有和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赵树理的创作前途，就很难预料。所以，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不取决于文字形式，也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文学题材），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所学习的资料，——这些，以前的人们也都解决了或具备了，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成功，在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当赵树理进入城市，这朵花的颜色就暗淡了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①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②，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岗镇——河间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个重要村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