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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资格进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
从那条用鲜血打通的滇缅公路,到这片兵败如山倒的黑土地,他们有过自己吗?
拿到了路费和路条的,为甚麽要选择这条路?昨天还吃国民党饭,今天就掉转枪口打国民党,思想、感情一时还转不过弯儿?他们懂得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主义”吗?白天沉重地扛在肩上,晚上冰冷地抱在怀里,冲锋时端在胸前喷火冒烟。他们手里拿著枪,他们又是谁的枪?而今,凭着一张路条和这点路费,他们就能永别武器吗?
莫道万里迢迢,莫道腿脚有伤,一瘸一拐,扑到老母膝下,拥抱妻子儿女,多少年梦魂萦绕的渴望,自会产生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可前面等侍他们的会是甚麽?饥饿,寒冷,疾病,和由此产生的野蛮和残忍,随时都可能致他们於死命。而任何一支躲避不及的扛枪的队伍,都可能把他们重新拉入队伍,再塞给他们一支枪。
(1948年8月,“栗陈唐钟张”(49)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中,专门谈到东北释放的俘虏进关後沿途跋涉的情形,说:“俘虏回去必为敌人抓去重新当兵,在我各部队兵员极不充实情况下,建议由冀鲁豫军区于黄河渡口及各地方军区设专门收容机关,进行审查各处所溃败及走散之俘虏人(员?)尽量争取参加我军。”)。
那些永远被抛在这陌生的黑土地上的人呢?他们的灵魂已经到家了?还是奔南京总统府索命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属于自己,到了那个世界就能主宰自己了吗?
伴著母亲的痛苦、希望和幸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承担了甚麽责任?为谁承担了责任?
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或仰望苍穹,或俯面大地,无论看到了甚麽,领悟到了甚麽,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连这身可恶而又可怜的“黄皮”,也将被像他们父兄一样的穷人扒去。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再赤条条离去。而在那片生养他们的故土,将再隆起一座座空坟。
那坟里会放些甚麽,一套离家前穿过的衣服,一本爷爷传下来的《三字经》,一把曾助他为父母尽了点孝道的镰刀,锄头,一支儿时玩遇的小木枪?
啊,枪!把它烧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也不要枪!不要!不要!!不要!!!
胜利锣鼓
离休前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的百刃老人,辽沈战没期间,做为新华社驻东北军区记者,一直随16师“前指”行动。辽西那些窝棚复归平静後的第二天,他策马去46团2连采访。
凛冽的寒风中,老远就听到一阵锣鼓声。
在一家土坯围樯农院里,有三个战士,一个在打鼓,一个在敲锣,一个在击拔:若在往常,看到一住腰间插支橹子,胸前挎架照相机的骑马干部,不等走到近前,早立定行住目礼并上前报告了。这一刻,三个人好像没看见他似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面,手中一下一下只管敲打著:咚吐锵,咚吐锵,咚吐锵……
记不得那村子叫甚麽“窝棚”了,记不得那三个战士的形象了。比如脸上是怎样带著烟黑尘土,衣服上是怎样占著血迹,被弹片和子弹撕出棉絮,烧得窟窿眼子。老人甚至记不得当时是否与他们交谈过,他们是否开过口。只记得那脸上好像甚麽表情也没有,又好像蕴含著那种境况下人类所能有的一切感情。只记得那锣鼓声一下一下就是那麽个节律,走出好远了那锣鼓声还在响,直到今天好像还在耳边响。
还记得周围站著一群小孩子,一个个破衣烂衫,小脸冻得发青,鼻涕都“过河”了,有的咝溜一声吸进去,有的用明晃晃的袖头抹一把。
南下北宁线前,他曾来这个连采访过。连队正在操场上集合,180多名男子汉放开喉咙,唱一支当年在华中用血与火谱写的战歌:“’勇敢队’,‘勇敢队’,江堰战斗显神威……”(50)因一部描写长春围困战的电影《兵临城下》而罹难的老作家说,辽西战没期间,他写了10多篇战地通讯,发在当时的《东北日报》上。
後来还写篇介绍收容所俘虏情况的通讯,没发出来,报社说对敌人写得“客气”了。
晚饭後,战地记者信马由缰出了村子。
村头一片小树林前开阔地上,一匹匹死马像秋後遍地的“庄稼铺子”(割倒後一堆堆放着而未捆起来的庄稼)。很多马没腿了,刀砍斧剁掉的。旁边一具具尸体,稍微有点模样的,衣服都被扒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