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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少年时代的王吉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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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4）

进了二门，我看见了儿子。他正独自在窗户前边玩耍，他刚会走路，手里持着一根木棍，轰赶着要回窝的鸡。鸡群被他赶得团团转。

我一面朝里走，一面呼叫他一声。儿子停止住淘气的动作，怯生生地看着我，那双黑大的眼睛闪动着警惕而又恐惧的神色，见我朝他走过来，他随手扔下棍子、撇开鸡群，转身往屋里跑。石块垒砌的台阶把他绊了一下，他跌倒在闻声迎出门来的妻子身上。妻子一边弯腰扶住儿子，一边对他说，没事儿你念叨爸爸、爸爸的，这会儿来了，咋又害怕呀？她这样数落着，抱起惊慌未定的儿子，既没跟站在她身旁的我说句问候的话，也没有看我一眼，对我似乎像对待一个陌生的路人，也像对待一个她所不欢迎的人那么冷漠。

其实这情景是我俩婚后常有的，也是极为普通的。无论我外出多远多久，返回的时候，她都用一种冷漠的态度对待。尤其在我不期而至、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之时，她明明是惊喜的、高兴的，却偏偏不动声色，几乎麻木不仁、拒人千里，一点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从前，我习惯了这种“农家夫妻”的礼遇，如今我已经不是“农民”，对这样的“农民夫妻”的礼遇，对这样的故作矜持的架势、毫无表情的脸孔，觉得极不舒服，很是别扭。

妻子不声不响地抱着儿子走进里屋。我也就默默无言地跟进来。

儿子好似从记忆里找到了我，把他挂在嘴巴上的爸爸跟坐在他跟前炕沿上的爸爸对上了号，看着我的眼光变得柔和了，脸上也有了笑模样。当他母亲把他塞到我的怀里时，他不仅不再认生，不再害怕，反而很好奇、很有兴趣地仔细打量我的模样，摸我衣兜里插着的钢笔，翻翻我刚放在炕上的文件包。当他发现我腰间掖着手枪时，他挣开我搂着他的胳膊，一定要拿过去，津津有味地摆弄起来。

妻子一见，惊慌失色地扑过来，抓起儿子的胳膊，连声吆喝：撒手，扔了它！撒手，扔了它！待儿子丢下手里的枪之后，她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咋把啥东西都给孩子玩儿？弄响了咋办？真是没正形儿！

这是我们夫妻久别再见以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抱怨和训斥。我听了很刺耳、很不自在。她根本不察看我的脸色变化，更没有体会到我已然不悦的情绪，只顾把儿子从我怀里抱过去，冲着我急赤白脸地说，快把枪拿过去吧，放到柜子里！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生硬的命令式的，让人难以接受。

妻子又像往常那样，把她已经做熟了的稀粥从锅里盛出来，放在一边，另外给我做了两张我平时最喜欢吃的糖饼和一小盆疙瘩汤，还在汤里浇上过多的香油。我没有领会她的这份盛情，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好胃口，匆匆吃过饭便回报社了。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记者组，收拾完背包，忽然发现平时总是佩戴在胸前的一枚证章不见了，估计掉在王吉素的家里了。

吃过午饭，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妻子去了封信让她寻找，那封信写得既详细，字体又一笔一画。我嘱咐她，找到证章以后，立即寄到报社记者组来。我唯恐妻子或者她所求的看信人弄不明白，还用另一张白纸画了一个证章的图案——一个圆圈，圆圈里边还画了个五角星和“河北日报”四个字。旁边注明：我丢在家里的证章就是这种样子，是白地，黑字，红色的星星。信写完，封好，我亲自把信送到邮筒里。

大概过了半个月，宣传部的文书把一张领取邮包的单据交给了我。

我一看那包裹单上写的寄发地址，正是蓟县王吉素村。料定这邮件是我妻子寄来的证章，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到邮电局去领取。

女业务员看看单子，又看看我的记者证，就转回身去，从柜台后边搬出一个挺大挺重的包裹，很吃力地举到柜台上，朝我跟前推推。

我一见那包裹，不禁愣了一下，以为是业务员拿错了物件，拉过包裹一看，那包袱皮上果然写着我的地址和我的名字。我疑疑惑惑地打开那细线密缝的布封皮，用眼一看，险些把我给气炸了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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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5）

妻子给我寄来的一大包东西，根本不是我寻找的证章，而是一堆废旧的《河北日报》报纸，有的是我以前看过扔在家里的，有的是剪下资料以后丢下的碎纸片，有的还是妻子专门从村公所搜集来的。

这时候，偏巧宣传部的文书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