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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践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险。改革者经常斥责娼妓业剥削妇女，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就是中国国力单薄的关键问题之一：　人们论证说，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 这一阶段，报纸和通俗小说家开始对娼妓业中不那么享有优裕待遇、不大受到保护的部分投以更多的关注。关注对象的转移与另一种文字形式的兴起有关。当时揭露丑闻黑幕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其读者群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揭丑文字关注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与不幸，例如讨饭、不讲公共卫生、虐待佣人、卖淫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些。在这一阶段，将权力扩大到城市生活的新领域中去的警察和法庭，也管起了娼妓业。至少它们对涉及娼妓业边缘的现象，如将“良家妇女”卖入娼门或所谓危害公共秩序的马路拉客等，实行了监管。到了40年代，娼妓与正经人已经截然有别，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泾渭分明。娼妓已被归入城市不安定因素的范畴。 我们对这一系列变化叙述得有条不紊，这似乎意味着变化的过程井然有序，可事实不然。将娼妓业描绘为欢场和危险地带的文字其实相互交错，同时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混乱和危险的关注增强了，对之加以管理节制的管理制度搞起来了，这些都对上海娼妓的日常生活、身份归属和她们的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事实上，关注的眼光和管理的加强甚至影响到什么样的人可算娼妓的问题。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和经济机遇的变化都可能使娼妓的人数增加，也使人们对之更加恐慌。然而上层人士观念的变化，他们将妇女地位和国家实力的强弱联系起来的看法，却创造出一种话语，它使娼妓人数的上升获得了特定的意义。这种话语甚至就用“妓女”这一现在最为通用的词指称这类女子，而不再沿用早年的“名妓”一词。社会上层设立了新的机构，负责对妓女进行分类、改造或管理，这些工作又构成了妓女生活的具体环境。上海娼妓业是有丰富内涵的交汇点，可以从中探索有形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互相纠缠在一起，因为单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对娼妓生活产生决定作用的。

第一章　导言（三）

历史学者的知识建构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这里，书写地方史和国别史的作者必须面对现行的史学实践这个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引发的认识论危机看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已现颓势，可就在这样的时候，它却被历史学那最老顽固的学科拾了起来。尽管赶了晚班，历史学者的痛苦却还是那么真切。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不再相信有客观的、可知的、可以重新找回来的过去，那为什么还要书写历史？如果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那我们毕生的研究所创造的又是什么？难道历史最终说来不过是我们在现时塑造的表征之集合，而这些表征永远都会受制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关怀之局限，受制于这关怀中的政治？ 这一系列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是，尽管“过去”已经不再是坐等在那里被人发现之物，可提出上述问题的前提仍然是认定“过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等着我们去触摸，使之凸现为历史，成为一系列的文本表征。然而，假如我们试图去想像产生出这些有关“过去”的书面文字印痕的环境，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意识到，在我们将它们当作自己这一行的原始材料使用之前，它们早已沉积下来，进入了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历史对话了。 就以本书要写的题目为例。我带着一组问题走进中国近代的性劳务史，我的问题本身渗透着各方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20世纪后期革命政权的解体，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条和知识思想体系，其中有的系统连贯，有的则缺乏完整性。对这些影响可以作如下的粗略概述：　马克思主义使我对历史上的权力运作、物质生活的中心地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分析、下层普通人的历史以及劳工史发生兴趣。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的著述坚持社会性别问题在一切社会的运作中占有中心地位，娼妓业是性劳动，是一个工种。此外，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娼妓业的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提出了女性的能动性、反抗行为、性以及国家等诸多议题；本书加入了仍在进行的、有关上述议题的对话。我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处学到的是关注一切范畴的不稳定性，关注语言的构造作用而不仅仅是其反映的功能。我已经对史料中无缝隙的叙述产生警惕，我本人更不会渴望创造出浑然一体、了无接缝的文章。我已经学会聆听历史记载中的静默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