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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者……一岁所糜金钱难以数计也。”他谴责富有的国人无心肝、无爱国心，接着声明自己有心“乃就见闻所及，萃为兹编，不徒以海上群芳足供采录，亦以见中国外强中干之势”。15年后，清帝国消亡，各式白话运动兴起，无论从政治的还是文学的眼光看去，都是世道大变，但汪了翁依然表示了上述情怀。他在冗长的《上海六十年花界史》（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自序中哀叹道，如今有学识的学子不认真钻研学问，偏去读些通俗的刊物白白浪费时间。他接着说道，尽管如此，他认为将自己几十年间搜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一部名妓的史书，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他以为，与其直接着手禁绝淫业，不如好好调查娼妓业变成了什么样。为此目的，他先确定哪些名妓故事合乎事实真相，严格地拣选材料，以使这部书具有定版史籍的准确性。 指南书的作者虽然也谈论国力和真实性等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但他们和中国的经典史家一样，总的说来都唱今不如昔的调子。史家通常会悲叹现在的统治者大不如先王贤明，指南书的作者也同样为高等妓女酬宾技艺的衰退而唏嘘，认为她们已失去了从前的那等风雅和文采。张春帆于1919年在报上连载回忆世纪之交名妓的文章，文中用警示的口吻说，最近妓女的美色和技艺大有被淫乱所代替的倾向，但淫乱的表象背后却掩藏着悲苦的生涯。 这类忆旧和哀叹娼妓业败落的文字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正在经历迅速的、令人不安的变化。自约瑟夫·利文森起，许多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对中国上层人士来说，19世纪西方入侵以来，“何谓中国的中国特性”已成为十分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宏扬中华文化习俗成了对这问题的部分回应（此时中华文化习俗已被视为特殊的习俗，而不再具有普适性），所要宏扬的内容就包括翔实地阐述高等妓女精致高雅的社会交往习俗（所谓“西方有娼妓，我们则有名妓”）。２２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此后数年是这类忆旧文学的高峰期。那个时候，不只是上层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就连上层阶级的成分也在变。忆旧文字中不大提到西方，但作者们嘴上不说，当他们讲述失去的世界时，心目中却仍是以西方为尺度的。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搜集整理了1949年前娼妓业的故事，这里涉及记忆行为的另一类问题。中国的主导性史学（其实是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惟一的史学方法）以阐述和大力捍卫下属群体的利益为首要任务。“下属群体”（subaltern）是从南亚历史学者拉纳吉·古哈的著作中借用的一个术语。古哈说这个词的内涵有“等级低下”者的意思，并界定说，这样的人“无论从阶级、种姓、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社群中，在历史仍由上层的正史主宰的情况下，从事下属群体研究的历史学者自觉地努力将卑贱者群体写进历史，让“人民”回到历史中去。这些南亚的学者与在中国境内写作的中国历史学者之间，他们与在北美、欧洲、日本和其他各地参与各种“人民历史”运动的人之间，有着共同的旨趣，尽管互相之间的史学实践不一定相同。我之所以用“下属群体”这个词，而不是在近期中国史学著作中更常用的“被压迫阶级”，是因为“下属群体”包含了社会性别和其他诸多因素，实际上更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官方发起的修史运动所规定的目标：　历史就是要“说出”这些群体的故事。 1949年以后，一队队的历史学者跑遍了中国，坚持不懈地搜集并发表工人和农民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口述历史。他们搞来了大批的素材——歌曲，罢工和暴动的故事，斗争中或斗争间歇中的寻常生活等等；若不是因为他们的勤勉搜集，这些东西本来根本不可能用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在中国，让下属群体开口说话的进程显然得到国家的支持。1949年后的中国，当下属群体（通常是工人和农民）开口发言时，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在革命进程中所提供的词语。用这套词汇发言并与其他类似（虽不尽相同）的声音汇合成合唱的过程，反过来也塑造了发言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国民类型。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能将它当作不怀好意的宣传活动而不加理睬。1949年后的修史工作产生了新的情况，这里不仅是国家创造了一套语言的问题，而更是“人民”如何利用这样的语言去言说从前无法说清的“压迫”。记录片《小喜》中的农妇说她丈夫是“老封建”，她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