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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税收损失，叛决于志军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而在3年前，于志军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剖析于志军受贿、玩忽职守案的意义在于，这个掌握实权的“小小土地爷”，在领导急于出政绩的过程中火上浇油并火中取栗，从而引发土地失控、房价上涨、房地产市场混乱。于志军不但是“小吏大贪”的代表，更是当前房地产混乱批租的代表。因为涉及土地批租、规划审批、建设许可等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于志军受贿、玩忽职守案堪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经典案例。

经营城市，新理念下的批租土地风潮

于志军受贿和玩忽职守，离不开当前的经济大背景和青岛独有的小气候。

在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大背景下，很多城市官员的政绩工程是城市建设，并由此引发了土地违法案件的屡屡发生。目前查实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违法占地、违法批租土地问题突出，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

与土地违法案件层出不穷相对应的是近年来全国房价的持续上涨，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出让土地的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卖地越多，地方政府“手头”越活，土地和房价越高地方政府收益越多。所以某些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并非完全是市场因素使然，而是地方政府动用各种手段抬高地价、拉高房价的结果。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的根源，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税收体制，税收归中央，地方政府花钱要向上边要，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也依赖中央政府。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有了利益驱动，卖地后地方政府不但可以获得土地出让金，而且可以从土地交易中获得一定税收。

当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土地来支撑，那么卖地就变成了增产增收的捷径，高楼林立也就成了政绩工程的标志。于是房价带动地价，地价拉动房价，批租土地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不仅使广大群众利益受损，也使整个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市场面临崩盘的危险。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连连受挫，房价低迷甚至屡屡下降，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恶果。

具体到青岛，就不能不说到青岛市区的框架结构。青岛的第一代城市框架是２０世纪30年代沈鸿烈当市长时搭好的，以中山路为中心，局限于海滨一带。第二代城市框架是1989年俞正声担任市长后，把市委、市政府搬到荒凉的东部，带动了崂山区的开发。俞正声决定搬迁市政府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经典案例，全国很多城市都学青岛把市政府迁出市中心。1997年俞正声离任时，青岛的城市结构向东延伸到香港中路，相当于用10年时间造了一座新城。之后青岛几年没有大的变动。　。。

第七章：土地爷引发青岛官场“大地震”（2）

直到2000年10月，杜世成到青岛任市长，这座百年岛城开始了新一轮扩张运动。之前俞正声东进到浮山湾就停下了，杜世成则把路一气儿修到了崂山，并且开始兴建全长280公里的滨海大道。俞正声主要是线型发展，杜世成搞的是多点开花，品字形发展，要建成包括青岛、黄岛、红岛在内的“大青岛”。

很多领导都想在自己任期内干出一些业绩，抓城市改造工程是最快捷的。但城市改造的资金从何而来？政府手里有地但是没钱，企业愿意来投资，杜世成把这种政府与企业的联手美其名曰“经营城市”，以地生财，城市美了，个人还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双重实惠。这就是当前很多城市热衷于城市建设的一个原因。

杜世成到任后提出“经营城市”的口号，一开始青岛市民莫明其妙，有人还为之叫好，等到后来明白了“经营城市”就是卖地时，不少人转而破口大骂。2000年之后，青岛的地价越卖越高，每卖出一个高价，当地报纸上就称之为“经营城市”的“伟大成就”。

在“经营城市”的旗帜下，衡量“经营”成效的标准之一，就是青岛市的房地产价格。有报道称，青岛市区的房价自杜世成上任之后，同地段房屋房价每年涨幅在25％以上。政府垄断和操控下的土地价格升高，的确增加了政府收益，但同时也提升了房价。杜世成等人获得了更多可以支配的财力和权力，商界的同盟者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一方面，青岛市拥有排名全国前列的高房价；另一方面，这些高价房屋并非都被缺房的城镇居民买走，原因之一是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