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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连鸟儿也不敢下来

他们要把你变成空白，变成大荒

……你全身是伤，到处流血

刚刚挣脱了不平等链子

他们又把你的喉咙撕开，请洋人挖你五脏

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这是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呼天号地的控诉，是杨刚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十

1948年9月，她怀着拥抱母亲的心情，横跨太平洋，先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她激动地呼唤着神州速来的晨曦，引导着《大公报》走向新生。当时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也是在她的启发下，参与策划《大公报》起义的一个功臣。至今，萧乾还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是年底，杨刚飞抵上海，躲过特务的纠缠，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毛泽东。翌年初，她女儿从哈尔滨叔叔郑佩家里来看她。那时她正在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郑光迪回忆说：“尽管这样，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妈妈身旁，我仍是感到非常踏实，并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孩子渴望母亲而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这样，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

那是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杨刚担任了《进步日报》副总编辑；不久南下，随军进入上海，担任接管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10月1日，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青年时代，在生命的消耗中，终于走到了中年；杨刚为中国革命咀嚼苦难，在烽火里动荡了二十余年。共和国的诞生给她带来无限的喜悦，但遍体鳞伤的祖国需要治疗——一丝不苟的工作和高效率的劳动；她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新闻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她没有在歌声中陶醉。她的眼里和心里，是国家和事业。她的工作真多；工作中，她是“真心实意地倾注了她全部的热情”，忘我地贡献着自己。如果说，年轻的共和国是一片荒芜待耕的土地，她便是一头只知努力向前开垦的牛。如果说共和国是一艘逆风船，她便是一个舍命拚搏的水手和纤夫……

新中国成立时，她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烧起战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国。10月底，她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都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协助处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电报，审不完的报纸大样，写不完的文章——报纸社论、评论，也写一些工作范围之外的文学评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吃午饭（兼早饭），之后开始工作，直到凌晨。当女儿准备上学的时候，她才上床。

中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一个革命政党的性格、一个苦难时代的使命，教育、培养、造就了杨刚。

以后，她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生命最后几年的“头衔”。这些，她没有想到就是荣誉，或革命给她的代价；在她的思想里，这不过是各业的信任，工作的岗位。无论在哪里，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工作！这是天职！她没有自己，没有得失。或功或过，都将属于历史，但她尽了责任。

1955年，她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在去北京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此后，她仍顽强地工作，撰写国际社评。虽然她曾在广东从化及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这，在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强人的感情深处，造成了不可克服的苦恼。人活着就要工作，而她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废人”。

1957年夏，北京的空气炎热而紧张。10月初，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八方寻找而不得。无疑，她一直为身体而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0月7日，她竟突然自己离开了人间。当时，她只有五十一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是令人悲痛的残酷事实。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她是我们国家少有的女干部，她的不幸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为之十分痛惜。但是她真的去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