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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在基督教全国总会任训练主任的贾伊箴，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前线视察，同诗人臧克家讨论战时文学问题。后来她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并及时地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她说：“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忆的，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黄河》是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颇多贡献，不少撰稿人后来都是知名作家。这期间，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姐姐》、《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后者是在华山三元洞写成的。写作是需要环境来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华山来写狱中生活，太不调和。但她到华山的目的不是游山，而是写作，如果把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材料永远埋在脑子里，是对不起一个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樱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怕动手，一动手，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自从那晚下了决心以后，我便开始拟小题目，一共写了二十三个……”，“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忆里，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像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两个星期里，决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们一出去，马上把门关上，同时用蓝布把窗户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窗口，使光线暗淡得像狱中一般。在这样的布景和气氛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写作的理想时间……在豆大的菜油灯下，许多小青虫来扑向灯光，起初它们飞得很高，慢慢地它们又受了创伤，翅膀被火烧得支支作响；但它们并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厉地挣扎着，奋勇地向前猛扑；最后，它们的小生命都被牺牲了，后来者又踏着它们的尸体前进……”谢冰莹看到这些小小的无名英雄，就想起在受难的狱中，她觉得她也像这些小虫子一样，以必死的决心，在忍受一切敌人所加于的残害。她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在日本狱中》，脑子里不论白天晚上，时刻回忆着狱中生活：“例如看守，犯人，和我同室住的良子，吉子，以及法官，翻译，大鸟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一齐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有时痛恨，有时伤心，有时我从门缝里望望隔壁，看见一些来游山的客人，在那儿有说有笑的，我就讨厌他们！我恨他们的谈话影响了我的写作，于是我在这边故意用拳头把桌子捶得砰砰响，大声地学着日本警察的口气骂着：'马鹿野郎！'（'混蛋'之意）由于我骂别人，而联想到日本警察骂我，打我，以及我当时的心境。……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做敌人一般看待。”

她埋头写了十天，精神渐渐不能支持，头晕，眼睛模糊，腰背痛，但是《华北新闻》催稿付印，于是又恢复了夜以继日的写作，发誓“一定要把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材料写出来告诉全中国的同胞”。她在脑子里又坐了一次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