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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热情的大学生。他们和两位老师一起，热烈地探讨各种问题。彭慧当时三十出头，比学生大不许多，她和其中不少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什么话都和她谈，包括个人思想上的苦闷，爱情上的纠葛。她也推心置腹地和他们谈自己的各种体验和看法。

1942年，中山大学闹学潮。这时，到两位老师家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哭诉特务的迫害，和老师商量下一步斗争的对策。学潮之后，学校当局开除了大批进步学生。为了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也解聘了个把早已声名狼籍的反动教师，而对一些有学识的进步教授却发了聘书，想以此显示校方的公允和开明。穆木天、彭慧夫妇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毅然退回了聘书，和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了中大。

1942年夏，彭慧一家来到桂林，先在艾芜家落脚，后在观音山下找了三间平房安下家来。最初，由于夫妇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仅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很难维持。不久与他们同时期离开中大的吴世昌教授到桂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他得知木天夫妇的困境，便聘请彭慧到桂林师院任教。彭慧在教书之余，陆续翻译了契可夫的《山谷中》、班台莱耶夫的《致胡佛总统的一封信》等中短篇，发表在《文艺生活》等杂志上，还译了托尔斯泰的《哥萨克》（1948年，文通书局出版）。

1943年，彭慧给谢冰莹主编的《女作家自传》写过一个《简单的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

现在，我又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课。我和木天两人，虽然　一向把教书视为第二职业，然而正当教着的时候，我却不敷衍；　每遇着几个优秀的学生时，我们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而学生的进　步，就等于是给我们的鞭策，我预备趁这个教书的时候，也整理　一下自己读书的心得……

今后，还是要用大部分的时间站在文艺岗位上来为国家为　人类服务……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我国从北到南的交通线，再次沿湘桂铁路往南进攻。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到处一片混乱，老百姓遭到一场浩劫。彭慧一家随桂林师院向柳州撤退。撤退到柳州，柳州也不保。他们又随桂林师院沿融江北上，向贵州方向撤退。一路上有时乘小木船，有时步行，走走停停。年底，当大家快进入贵州境时，日寇已打到独山，卡断了前进的道路。彭慧一家和桂林师院的职工就在融江边的一个小镇住了下来。

1945年春，当独山方面的敌人退了以后，他们又经过半个多月的水路和七天的步行，到达贵州平越。一路上既要防匪，又要躲兵痞。日寇到过的地方，则是一片焦土和瓦砾……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彭慧一家又随桂林师院迁回桂林。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但前一段逃难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经历，却使女作家难以忘怀。1946年，彭慧连续写了几个短篇，内容主要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苦妇女的悲惨命运。一篇是写一位逃难中的母亲，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自己孩子的悲剧。一篇是写一个一辈子受尽凌辱，平日言语尖刻、性情孤僻，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在日寇来到时，为掩护躲在山洞里的乡亲而牺牲的故事。这是彭慧在广西生活多年，根据广西妇女勤劳、泼辣、地位卑下的特点，概括起来的典型。后来，她还写过一首题为《悲剧之夜》的诗，描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知识妇女，在日寇逼近时，为了不拖累丈夫，决定带着孩子自杀时的心情。这是1944年长沙撤退时，一位文化工作者家庭的真实故事。

解放前夜

1946年初，一些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界人士纷纷迁回桂林。彭慧、穆木天和桂林师院的一些进步教授林励儒、谭丕模、石绍棠等，以及主持桂林艺术剧院的欧阳予情都住在独秀峰下靖江王府旧址上的一个大院里。他们在一起，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恢复了文协，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为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但随着全面内战的展开，国民党在桂林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进步人士纷纷被迫离去。穆木天、彭慧夫妇也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他们一家于1947年初，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上海。

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还需付金条作押金。他们好不容易在北四川路底横滨路上的一个弄堂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窗下是散发着臭味的横滨河。楼上二房东是个舞女，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就是在横滨河的臭味里和楼上彻夜的麻将声中，彭慧从1947年到1949年陆续翻译了苏联女作家薇拉·英倍尔的《列宁格勒日记》（194初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