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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两天，她听了周副主席的形势报告，和在座的一千多个干部同样，雾蒙蒙的心顿时豁亮了。

她和欧阳山向周副主席请示，要求工作。周副主席让他们到湘西沅陵去办报。那里比较偏僻，聚居着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闭塞，民风剽悍，在那儿办报，既宣传抗日，又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抗战报》以田汉名义主办，负责人是廖沫沙，还有周立波等人。她工作了一个时期，由于怀孕离开了沅陵。

1939年，她到达重庆，找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她和欧阳山在重庆做抗日宣传统战工作。这时，重庆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许多文化人涌到这里，很快便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

不久，由于身体的原因，她迁居南温泉。南温泉在重庆市长江南岸，花滩溪畔。含有硫磺质的泉水，自建禹山洞泪流出，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颇能吸引游人。她租了一间竹屋，购置些竹制家具，草草地安了家，便开始埋头写作。常有文艺界的朋友到她家玩，戈宝权、叶以群、宋之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都曾是她的座上客。1940年，经沙汀和吴奚如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她要求去延安。欧阳山准备把孩子接来一同前往，就先安置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住进曾家岩，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心里暖洋洋的。有一天，邓颖超用广东话亲切地告诉她，入党候补期已满，是正式党员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保护人才，集结革命力量，周恩来让一部分作家、文化人撤退到延安去。二十一辆大卡车，载着她和白朗、韦囗等大批人，浩浩荡荡北上，到川北，经剑阁，穿秦岭，取道宝鸡，终于到达延安。

她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上海，到1941年到达延安，三年多中，辗转于广州、长沙、玩陵、重庆，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在帝国主义的屠刀和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她锻炼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她对敌斗争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手中的笔。尽管生活动荡，条件艰苦，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她勤奋地创作，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沤歌中华儿女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是这个时期作品的主题。透过《阿衍伯母》、《梁王的烦恼》、《饶恕》、《秦垄的老妇人》、《诚实的孩子》、《追悼》、《受辱者》、《新嫁娘》、《遗失的笑》和《南温泉的疯子》等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这是她创作中的第二个高峰期。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欢乐深情的歌声，震颤着草明喜悦激动的心。从大后方到了延安，不愁吃穿，出门不用上锁，走路不担心有特务盯梢，连出气都感到无比畅快。

她被分配到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同刘白羽、丁玲、林默涵、吴伯萧、萧军、雷加等作家和文化人一起工作。带着蹒跚学步的小儿子，她住在杨家岭后沟的一个窑洞。

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亲如一家，领导朴实、平易、亲切地生活在大家之中。她亲眼看见朱德总司令和普通战士一起，随随便便、高高兴兴地打篮球，也曾听到陈云对她的亲切问候。更难忘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邀请她和欧阳山到自己住的窑洞，诚恳地征求意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她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认真深入生活。

安排好孩子，她随西北文工团的秦腔演出队，踏遍陕北的米脂、绥德、清涧等地的山山水水，创作了《陈念慈》、《平凡的故事》、《史永平》等作品。

就在延安，她和欧阳山感情破裂了，最终分了手，那时她只有三十一岁。之后，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工作的劳累，尤其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加重了本来就瘦弱的身体的负荷，她生病住进医院。吃不惯面食，长期消化不良，胃下垂，人越来越瘦，出院后，又住进党校疗养院。

1945年8月15日那天晚上，忽然满山遍野响起了欢呼声。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回到山头一看，山头上，窑洞前，全点着了火把。“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欢呼声回荡在山谷，震撼着大地。延安，不，是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

朱总司令调兵遣将，收复失地、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令又吹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