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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六十年代、杨沫身患较重的冠心病，这时她的创作不多，但没有断，仍然写她所熟悉的抗日斗争生活。1963年杨沫调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短篇小说《永久的纪念》、《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汇报》、《素不相识的大娘》等六篇在1962年至1965年写成。这六篇小说全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表现的又都是抗日烽火中根据地的战士、干部、群众和“我”——女八路的关系。他们在艰苦的岁月，掩护和抢救了“我”，帮助教育了“我”，表现了他们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品质和高度的革命觉悟与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人评价作者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我”这个女八路的形象，“可以说是林道静形象创作的延续，她们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张韧《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

当杨沫身体好转，正要着手写《青春之歌》下卷时，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东方欲晓》：创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帮”猖狂肆虐的日子里，杨沫被当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批判过，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党员”被批斗过，强迫她交待“反动历史”、“修正主义罪行”，杨沫坚强地顶过来了。到1971年她早就烦透了“靠边站”学习班里无尽无休的“学习”，占据她头脑的是应该写东西了。那时她心头常常浮现《青春之歌》下部的人物和故事。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1983年第六期《花城》）里，她记载了自己的设想：林道静仍然是主人公，她来到抗日根据地，工农兵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对她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她逐渐成长，到抗战胜利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干部；卢嘉川没有死，被人从死尸堆里救活，在根据地与林相遇，林内心震动极大，她还在深深地爱着他。江华已成为分区司令员，他内心痛苦，觉得对不起卢，矛盾贯穿三个人的心灵。林道静成全了卢嘉川与俞淑秀的爱情；小俞、王小燕、许宁、罗大方都来到根据地，他们之间有共同理想，也有复杂纠葛，知识分子的改造仍然是全书的主旨。杨沫在日记最后写道：“想得挺精彩。可是，'大毒草'正在挨批，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写下去呢？我茫然了。”

杨沫被不能写作折磨着，那些曾在她青春的生命里闪耀过的无数火花，那些深深搂刻在她心底的战友和群众在促动她。想起革命先烈在狱中，刑场写诗吟咏，她更不得安宁。她想：我已是老蚕了，就让我把这点最后的丝吐尽吧。杨沫设法逃出当时北京“旧市委被砸烂单位的学习班”，请假回家“养病”，跑到西郊香山，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偷偷写作。这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创作的艰辛我这两年饱尝够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写这部《东方欲晓》比写《青春之歌》时难多了。那时，我写的都是自己熟悉、亲身感受很深的内容……而如今却不一样。怎么写东西这么难呢？”杨沫要写作，要把心中的纪念碑搬到纸上来，但在文化专制的年代，她走的是一条违反创作规律的道路。她感觉到了，但违心地在做。经过近四年的严冬酷暑，闯过病痛及人为的阻力，1976年8月，粉碎“四人帮”前夕，七十万字的初稿写成了。但不久，随着思想的解放，杨沫意识到她“千辛万苦写出来的东西，正像一个人在昏暗中编织出的工艺品，拿到亮处一看，才现出那洞眼、瑕疵——作品受'三突出'模式的毒害，像一碗令人难以咽下的夹生饭”（《我和（东方欲晓》）。许多辛苦白费了，给杨沫带来难以言喻的苦恼。但杨沫毕竟是杨沫，她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冷静解剖自己的作家。对夹生饭她决定“我怎么吃了，还怎么吐出来”。她要不遗余力地改写，甚至重写。终于在1979年11月完成了44万字的《东方欲晓》的第一部，恢复了她现实主义创作的本来面目。

关于这部小说，杨沫曾写过《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我和〈东方欲晓〉》、《有彩线才能绣出花朵》、《〈东方欲晓〉二三事》、《遥寄心声》等文章。诚恳地细诉她创作中的甘苦，总结这部小说创作的经验与教训。

《东方欲晓》共三部，第一部正面描写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用悲愤的笔触展示出国破家亡的真实图景，以及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各阶层各类人物的表演，还描述了在中日对立的战火中，两国人民共同的苦难和友情。全书侧重表现的仍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创作的镜头仍然主要对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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