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部分(第1/4 页)

从事地下斗争，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战斗。不仅需要勇敢、智慧，更需要沉着和铁的纪律。吃一堑，长一智。韦君宜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时，对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很不习惯。有一次，市委一位同志去她家开会，她没做任何暗号。会后，那位同志严厉地批评她，并具体地告诉她如何做暗号，遇到危险时，如何发出暗号。

在清华大学的三年，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了一名合格的党的地下工作干部。

由于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常常抽暇阅读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品。这时，她方感到中学时代所读的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实在是一点也没读懂，而现在才开始懂得一点鲁迅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北京地区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在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下，奋起抵抗，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国民党政府却节节败退，学委机关在北平站不住了，学校也要南迁。当时正值暑假，一切“关系”都无法办理。韦君宜及其妹妹，从天津坐海船经青岛到达济南，从济南又转太原，到太原后，很快就接上了“关系”。然后又到石家庄，在那里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事隔几天，国民党又撤离了石家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位共产党的领导者告诉韦君宜，有两条路供她选择：一是留在石家庄，等待参军；一是到武汉去找流亡同学会。韦君宜选择了后者，到了武汉，先在叔叔家暂住，并恢复了党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开的身分是在武汉大学借读。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又逼近武汉，形势很紧张。韦君宜在武汉做官的叔叔，虽不知道自己的侄女正在干着为他们一群挖掘坟墓的工作，但总感到韦君宜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所以很戒备。一天，他派韦君宜的婶娘，到武汉大学找韦君宜。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韦君宜只好装出顺从的样子，跟他们回了家。在家里，韦君宜表面上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而内心却波涛澎湃。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逃脱的办法。一天晚上，她佯装要去看戏，婶娘、堂姐都陪她去了。待戏散场后，她趁人多拥挤时，混入人群，脱离了“看管”，又转了几条街，坐上轮渡，一口气跑到武昌，连夜找到武汉大学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和另外几位同学一道，转移到湖北黄安苏区，参加党训班学习。

在黄安党训班受训后，由湖北省委分配到襄阳，后转宜昌，仍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组织剧团，串连小学教师等。

盛夏的一天，省委来电将韦君宜召回武汉，有一项紧急任务要她去完成。当时的武汉政府，准备派一个合唱团到国外去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想找一个会说英文、有大学程度的女党员随同。经别人推荐，韦君宜成了合适的人选。到了武汉，先找到董必武同志的住处。一进门，她看见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拘束感立即消失了。董老先让她吃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向她交待任务。韦君宜觉得自己跟唱歌无缘，不能“滥等充数”，她爽快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经她反复陈说，董老同意她的意见，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此后，她被留在武昌，住进了武昌地下党机关，做民先队工作。为了怕家人发现她的行踪，便假装在外地，给叔叔、婶娘发了一封信，工作时也尽量避开离家较近的那几条街。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韦君宜才又回到叔叔、婶娘家，暂住几日。这时，恰好母亲从北平专程来到武汉，让她立即去香港，然后转赴美国留学。韦君宜断然拒绝了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前程。武汉失陷了，她决定借助叔叔的方便，乘船到重庆。

在长期的严峻的斗争中，韦君宜结识了自己爱慕的男友孙世实，两个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本打算搭乘同一条船去重庆。待韦君宜挤上船找到自己的坐位后，未见其男友，只看到男友写的一张字条放在她的坐位上。上面写着：“我来送你，没看到你，我与钱大姐不能乘这条船走，过几天到了宜昌再去找你。”

到了宜昌以后，还不见男友的身影，韦君宜有些焦急。一天，她突然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船被日本飞机轰炸，死伤多人。她的心猛烈地震动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她立即赶到《新华日报》办事处打听消息。果然不出所料，男友牺牲了。韦君宜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第二天，钱大姐来看望韦君宜，并告诉她，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决定要她去革命圣地——延安。

艺术是感情的升华。韦君宜含泪挥笔写下了悼念亡友的散文《牺牲者的自白》（发表在《抗战文艺》3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