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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汪宏声：《记张爱玲》）

在汪宏声的组织下，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成立了一个取意为国争光的课外活动组织国光社，还出版了一个32开本的小型刊物《国光》。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爱玲写的小说《霸王别姬》。这篇小说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师生惊异不已。对于这篇小说，汪老师更是大加赞扬，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简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光》上还发表过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牛》。另外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用英文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回忆说：“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时她在《国光》上又匿名发表了两首嘲讽老师的打油诗：一则曰——“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寸高。”其二曰——“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作品虽是匿名发表，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张爱玲所为。关于这件事，汪老师则认为，学校的空气太严肃了，用风趣幽默调剂一下有益无害。没想到，两首小诗闯了祸，对坐入号者却为此大为恼火，上告美国校长，最后定下三个解决办法：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出面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准张爱玲毕业。最后，那位先生收敛了当初的愤愤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1937年夏，张爱玲中学毕业，母亲从法国归来。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母亲曾给她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她做饭，用肥皂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若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等等。她觉得母亲的实验是一个失败，“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影响。”她还说：“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咸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红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齿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显而易见，张爱玲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敏感，她的灵魂里充满了艺术的灵秀之气，惟独没有人世间的庸俗。

中学毕业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她躲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升大学以实现其梦想。1938年夏，她参加了圣玛利亚女校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算是真正结束了她的三分安静、七分寂寞孤独的少女时代，从小积淀下来的文学天才，在中学时代闪过光华之后，便深深地藏进追求知识的勤奋里。那时她用演说的方式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事，不仅遭到严词拒绝，还说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后母更是变本加厉地当面羞辱她：“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后来这位后母还动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还手时，却被老妈子拦住了。但后母却尖叫着说她打人了。于是她父亲不由分说，从楼上冲下来，拳脚交加，“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他还用花瓶砸她的头，但没有掷中。她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杀了她。她的脸出了血。她走到大门口，铁门锁着，又被看门的巡警拦住。“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她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天，被监禁在她出生的空房里，于是这亲切的出生地突然变得生疏、可怕而癫狂；她一想起英国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的那句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就想到她家楼板上那充满杀机的蓝色月光。

对于张爱玲来说，仿佛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那间空房里，《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等故事在她脑海里一遍遍演着电影，她设计着各种逃跑的计划。这时，她得了重症痢疾，父亲不给她请医生，没有药，差点死去。她躺在床上，看着对面门楼上挑起的灰石鹿角和小石菩萨，朦胧地想着她的朦胧地生，也想着朦胧地死——“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但张爱玲没有停止逃生的念头。她打听了巡警换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