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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就任党的司库无疑颇有助益。现任两位司库阿什当勋爵和切尔莫勋爵都告诉我他们已决定辞职。艾雷·尼夫建议说，曾在全民公决运动中任“欧洲的英国”派司库的阿利斯泰尔具备担任这一工作的个性条件、精力和关系网。他说对了。虽然阿利斯泰尔是出身于保守党党员家庭的一名铁杆保守党人，但他还得迅速将自己变成一名政治家。我告诉他，他得放弃他那辆德国奔驰轿车，改用一辆英国产的“美洲虎”，他立即照办了。但我却没有告诉他准备好对付在中央总部遇到的那一大堆次要却又烦人的不顺心的事；他在试图说服工商界人士时同样会遇到巨大困难，他得设法说服这些人，尽管我党多年来执行了希思式的总体主义政策，我们党依然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主张自由企业的党。

有些人预料我会在保守党研究部进行更大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研究部理论上是中央总部的一个部门，但它有自己独特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野期间。这主要因为它在办公地点上与中央总部分离（在老王后街），而且在学术上有其荣耀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研究中心是作为研究部的替代机构建立的。而如今我是领袖，保守党研究部与政策研究中心应当团结协作。我知道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帕顿属党内左派，研究部与政策研究中心之间的诸多龌龊与竞争由来已久，在许多右翼人士看来，正是保守党研究部所集中体现的那种追求共识的一刀切式的作法使我们失去了方向——用基思·约瑟夫的话说，“滞留在中间地带”一我决定用在政策问题上能与基思合作的安格斯·莫德替代伊恩·吉尔莫担任研究部主席，而让克里斯·帕顿留任主任，让特德的前顾问亚当·里得利作他的副手。这些都是妙计。我赏识该部的工作，尤其是在它担当起影阁秘书处的作用后，就不只是制定政策了。虽然偶有阴影，保守党研究部还是渐渐转到了基思和我确定的方向上来。

与此同时，艾雷·尼夫和我还要物色一个负责我办公室事务的小班子。领袖竞选结果出来后第二天，我会见了特德手下的秘书们，他们显然很难过。我还察觉到了某种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赞赏他们的忠诚。我请他们继续留下工作，如果他们认为可能的话。结果大多数人留了下来，至少也干了一段时间。当时，反对党领袖议会办公室是现在内政大臣的办公室，有一个大房间，外边一间能作为两名秘书的接待室，　还有楼上的几个小房间。　这里空间狭小，夏季一到就非常闷热。（只是到了1976年夏，我们才搬进了一套宽敞了许多的房子，这里曾是议会礼仪卫士的用房。在此办公期间，我的活跃。可靠的选区秘书艾里森·沃德加入了我从特德时期承接下来的秘书班子。）

当选领袖之后，如潮的信件接瞳而至，有时每天800封。尽管中央总部的女孩子们过来帮助分理邮件，但一般情况下这是我4名秘书的任务。他们坐在主房间的地板上，将信开封、归类。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毫无希望地缺乏条理。后来，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建议我请戴维·沃夫森负责邮件科的工作。阿利斯泰尔觉得如果曾经担任过通用邮购商店邮件部负责人的戴维都不能理顺这种混乱状况，那就没有人能行了。事实上，无论是在反对党时期还是后来在唐宁街10号，戴维的才干得到了比整理信函更为广泛的发挥：他洞察商界的意图，提供了重要关系，尤其在政治上善理乱麻。

但我还需要一位全职的办公室主任，他必须勤奋、可靠，而且，既然要起草那么多的讲话稿、文章和信件，他更需要有好的文学素养。我的老朋友兼同事，凑巧又调任《每日电讯报》编辑的比尔·迪兹推荐了理查德·赖德，他当时正从事《每日电讯报》高雅的花边专栏《彼得巴勒》的工作，理查德于4月底来到我这里，开始与我从特德那里接过来的秘书之一卡罗琳·斯蒂芬斯共事，她后来成为卡罗琳·赖德。

理查德·赖德在经费少的情况下，将这个不大的办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它如一只快乐之舟，几位令人愉快的人同舟共济，去成就更美好的事业。马修·帕里斯负责信函回复工作，他表现出后来为《泰晤士报》工作时的速写的天赋；那是在1979年竞选开始前夕，当时一名妇女在、封充满哀怨的来信中反对我们出售公房的政策，同时诉说自己的抱怨。马修告诉她，能够享用我们及其它纳税人为之付帐的家宅已是幸运的了。　像维多利亚女王，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