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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了罗马尼亚人并且说这些人是被错误监禁的，必须予以释放。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后来被释放了。

毫无疑问，我在1975年所作的最重要的出国之行——可能是我任反对党领袖期间意义最重大的——是9月间对美国的访问。当然，我早已知道一些关于美国的情况；而且我喜欢并钦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情况。然而。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会见那里所有最主要的政治人物，并且以某种近似平等的条件来这样做。有人向我保证传媒对此将予以充分的注意，虽然这主要是考虑到英国的股票已经罕见地下跌这个令人沮丧的原因。美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正集中报道英国经济的骤然下降，工会权力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展以及人们看到的民族自信心的崩溃。除了幸灾乐祸以外，明显地还有某种使人烦恼不已的担忧，即在越南的失陷和水门事件的创伤之后正在美国本身历经一种不同的深重危机之苦，它可能会同英国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同诺曼·拉蒙特讨论过这一形势，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和罗斯蔡尔兹一起工作，这使他能够使我不断了解英国金融城和国外的情况。他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他同政治家、官员和舆论界人士谈过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而且该印象被证明是准确的，福特政府的信心已经开始适度增加，这使他们越发担忧英国发生的情况。首相最近去过华盛顿，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改变人们对英国现状的感受。他声称我们的所有困难都被大大地夸大了。人们所期望的是与此不同的和更加严肃的态度。我决心持这种态度。

戈登·里斯在我之前飞往纽约以便作出传媒工作安排。就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他打电话对我说，人们对我出访的期望非常高，因此我应该使我将要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一在纽约的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讲话——成为一颗巨型炸弹，而不是按原计划作一次低调演讲，把主要讲话留到此后在华盛顿发表。这要求我同亚当·里德利如疯似狂地在最后一分钟重写讲话稿，而这一点在讲稿中留下了痕迹。讲话的大部分说得完全恰当。一开始就正面针对美国关于当代英国可悲境地的评论并予以严肃的论述。然后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称之为“渐进式的协商一致的观点上来，这种主张是指国家应该在许多战线上积极促进平等关系：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和在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方面”。我接着又详细分析了上述主张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如赋税过重、不鼓励企业、榨取利润、通过通货膨胀和负利率欺骗储蓄者，以及公营部门和政府开支的明显无情增长等。

不幸的是，保守党中央总部增补了草稿，更为严重的是在向报界发表的“最后”文本上附加了一段话，说约束政府开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数量一样，需要作出强硬的痛苦的决定。实际上在工党政府统治下，作为没有公开认可的治疗配给制的一部分，血液透析器早已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不过，但白地声明这一点——尤其是以轻轻带过的形式——就是自我麻烦了。在手忙脚乱地进行准备讲话稿时亚当和我让它通过了。幸好，当戈登在纽约看到这一份讲话稿时，他立即领悟到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害并删去了这个冒犯人的部分。所有要发布的新闻稿通常都附有一个正式条件，即“以实际讲话为准”。这样他就能够给舰队街的编辑们打电话说有问题的那一页，虽然他们是从中央总部收到的，但并未被实际采用，所以也不需要报道。他们都很尊敬他，因而照办了；但《太阳报》的头版在用某种较温和的标题来代替之前已经临时在显著位置采用了“玛吉说，让它们消亡吧”这个标题，真是千钧一发，幸免于难。

实际上，这篇讲话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受到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国内就立即受到工党政府的攻击，说我在国外贬低了英国。事实上，我带到美国去的关于英国的信息本质上是充满希望的信息，即这个国家的潜力很大，足以经受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影响。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后来优雅地批评我在美国讲演中放进了“容易引起辩论的段落”，他的批评在我所停留的英国大使馆中得到了忠实的反响。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报界吹风时说了对我不利的话。戈登·里斯很快发现了所发生的情况。我回到英国后就此与吉姆·卡拉汉进行了措词尖锐的信件交换。

我在意识到想把我变成这副模样的企图后，就利用我向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指出，如果放弃目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就会具有保证其迅速恢复的根本实力。民意的转变，反对极左派，我国能源的雄厚储备以及我国科学的潜在能力——获得72项诺贝尔奖，比法国、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