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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具意识”的缺失，是被我认定了的一个大原因。

日本人之所以将活儿做得那么好，很要紧的—点是他们十分在意工具。他们总是借助于最合理、最精当、最得力的工具去做活。由心到手，由手到工具，把他们的意志、精神、美学趣味很完满地外化在那些对象上。这个小小岛国却是个工具大国。我去商店时，总爰往卖工具的铺面走，一到那儿，见了那五花八门的工具，就欢喜不已，并有强烈的购买欲望（我从日本回来时，送友人的礼物大部分为一些工具）。平素散步，见那些干活的总是驾一辆工具车而来，车门一开，就见那里面很有章法地布满了工具。那时你就会觉得这活是无法做不好的。并想：那人操作起来，手里有件顺心的工具，那劳动—定充满了快意。而中国人干活，对工具却很不讲究，还常工具不全，甚至干脆就没有工具。我请湖北木匠封阳台，他们竟然只有一把凿子。我以为，—个稍微好一点的木匠，就应该有好几把凿子。三分、五分、七分的，平口、斜口、圆口的，是不能少的。他们就一把，只好将就着用，既费时费力，又将那些眼儿凿得很不像样子。装完玻璃抹泥子，竟没有抹泥子的工具，而用手指去抹，结果被玻璃的边沿划破，血淋淋的。麻木着也不去包扎，血和了泥子继续抹，玻璃上净是血指印，让人想到这里曾有过—桩凶杀案。

但最被我认定的—个原因——我以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文化教养的缺乏。记得恩格所有段话，说得很透彻，大概意思是说，那些穷人，由于文化的缺乏，而使他们的感觉钝化了。人的心灵感觉与生理感觉的敏锐，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事，说到底是文化教养上的事。那些末流的饭馆、发廊、小商店，为什么总把音响搞得声嘶力竭、震耳欲聋使人不得不掩耳而过？除去现代人寻求刺激这个原因而外，就在于这些缺乏一定文化教养的人，其感觉钝化。你觉得躁，但人家不觉得躁。你能发现—个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个在很高文化意境中的人，也如此打开音响去听音乐吗？—个乡下人说话，非把声音提那么高，同样也是因为钝化。你不妨稍微留神—下：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敲你的门，与—个女大学生来敲你的门，其轻重会不会是—样的。那个乡下人的敲门可能就算不得敲门，而是擂门。漫长时期的文化教育的放松乃至缺乏，使中国文盲遍地，从而造成了他们感觉的钝化。中国欲想恢复先人们的荣耀，除去要注意以上种种原因，大概非得拼了命抓文化教育不可。那些凤毛麟角的民间巧手，绝不能证明着文化教养的不足、稀薄乃至空无并不影响—个国家、—个民族的手乃至于心的感觉。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个星期后，我去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购买一盏台灯，选定之后请卖灯的小姐—试，试完后，她却再也不能将台灯顺利装回盒子里去了。于是，她就用开了蛮力（这事倘若放在—个小伙子，我倒还能容忍，而现在却偏偏是个姑娘，并且看上去还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她想如炮手装炮弹—样将这台灯重新塞回去。我连忙阻止她：“我就这样抱着走好了，我就这样抱着走好了。”—路上，我眼前总是有那双胖嘟嘟的富有肉质的手：袖口耷拉在手面上，手不太干净，但指甲却被涂得血红，光泽闪闪……

晚上，我决定趁我刚刚归来，感觉还尚未麻木和漫漶，赶紧将以上的文字胡乱地写下。这些文字，恐怕要被那些“爱国之士”斥为是一些“不爱我之国，不爱我之族”的文字。但愿我之心，不被“护国者”们看歪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四日天北京大学燕北学院

乌鸦

这种鸟，在中国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它是一种邪恶之鸟，一道不祥的符号。在中国的电影里，这东西总出现在荒凉的野地或阴气深重的坟场或老宅背后一株孤独的枯树上，随着突然的一声凄厉而苍老的鸣叫，一种险险，一种恐惧感便顿时裘上你的心头。

我们并不能说得清乌鸦到底怎么了。但它在我们的感觉上，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十分遥远，以至于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描绘出它的体态、目光与飞翔或行走的徉子。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印象，一团纯粹的黑色，一个在天边冷飕飕、阴沉沉地瓢动着的幽灵。

我小时候，很早地就在一种氛圉中感卫到了这种鸟的阴鸷。因此，一儿到它立在风牢的顶端或从林子里哑然飞过，就赶紧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并闭上双目。

上六年级时，我从父亲的书柜中翻出一本鲁迅的《故事新编》来，那里头有篇《奔月》，居然有好多文字是说这样一件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