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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按计划返回养蜂场。现在,他只是坐在书桌前,一页接一页地写着笔记,却根本没有在意匆忙间写下的词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注意着窗外来来往往的动静,听到了蒙露太太的哀号声突然从楼下传来(她伤心欲绝的痛哭、上气不接下气的啜泣都传达出最深层的悲伤,那伤心沿着墙壁和地板蔓延,回荡在走廊里,很快又像它开始时那般突然地结束了)。几分钟后,安德森敲响了书房的门,说:“福尔摩斯先生——夏洛克——”福尔摩斯不情愿地让他进来,但只让他待了很短的时间。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最终不可避免地被福尔摩斯遗忘了,包括安德森的建议、福尔摩斯表示同意的事项等等。
安德森和手下离开农舍,把蒙露太太送上一辆车,把男孩抬上救护车。在接下来的安静时间里,福尔摩斯走到阁楼窗口,窗外除了彻头彻尾的黑暗,其他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什么,那是让他不安、却又无法从记忆中完全摆脱的画面:罗杰瞪着蓝色的眼睛,躺在草坪里,圆圆的瞳孔专注地看着天空,那空洞的眼神让人难以忍受。
他走回到书桌前,在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手指用力压着紧闭的双眼。“不,”他嘟囔着,摇着头,“是这样吗?”他抬起头大声说,“怎么会这样呢?”他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似乎是想看到有人在旁边。但这书房里就和以往一样,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正心神不宁地伸出一只手去拿钢笔。
他的目光落在面前一沓沓稿纸和散乱的笔记上,还有用一根橡皮筋捆着的尚未完成的手稿。在天亮前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他不会再去多想什么,也永远不会知道男孩曾经坐在这把椅子上,细读着凯勒太太的案子,希望能看到故事的结局。然而,就在那天晚上,福尔摩斯却突然感觉有了必须把故事写完的动力。他伸手拿过空白稿纸,开始为自己寻找一种心灵上的解脱,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笔下文字出现的速度似乎超过了他思想的速度,他毫不费劲地写完了一页又一页。文字催促着他的手向前、向前、再向前,可也同时带着他后退、后退、再后退——退到了在苏塞克斯度过的夏天,退到了他去日本的旅行,甚至退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回到了一个在上世纪终结、新世纪开始之际繁荣兴盛的世界。他一直写,写到了太阳升起,写到了墨水几乎完全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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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在“物理和植物协会”公园
正如约翰在很多短篇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我在调查案子时,经常也会违反原则,行为举止也并不总能做到大公无私。比如说,我问凯勒先生要来了他太太的照片,其实并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老实说,这个案子在星期四晚上我们从波特曼书店出门之前就已经解决了,如果不是那女人的脸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当时就会向凯勒先生道出事情的原委。可是,我想把宣布结果的时间再拖一拖,我知道,我还有机会从更好的角度亲眼见到她。那张照片也是我出于自己的私心想要的,我甚至愿意把它当作这个案子的报酬,永远保留下来。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窗边,那女人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轻松地漫步——她高举太阳伞,为自己雪花般的皮肤遮挡着阳光——而照片中,她羞涩的脸则一直在我的膝盖上看着我。
几天过去了,我还一直没有机会全身心投入她的事。在那期间,法国政府委托我处理一件极其重要的案件,占据了我所有的精力——在巴黎,一位外交官桌上的玛瑙纸镇被盗,最终被人发现藏在伦敦西区剧院的地板下。可即便再忙,她的影像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而且还变得越来越梦幻;她充满诱惑,又令人不安。当然,这一切几乎都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我当然也意识到了这是我的幻想,并非事实,但我无法抗拒在做这种愚蠢白日梦时心中涌起的复杂冲动——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内心的温柔情愫竟然可以超过理性的思维。
所以,在接下来的星期二,我对自己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我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人物最适合独一无二的凯勒太太。最后,我决定扮成斯蒂芬·皮特森,一位未婚的中年藏书家,性格温和,甚至可以说略有些阴柔;他近视,戴着眼镜,穿着陈旧的格子外套,总是由于紧张而习惯性地用手去捋乱糟糟的头发,心不在焉地去扯蓝色的宽领带。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小姐。”我眯起眼睛打量着自己在镜中的形象,思考着我对凯勒太太的说的第一句话到底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礼貌而含蓄的。“对不起,小姐,能不能打扰您一下——”
我调整了一下领带,想到这个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