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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田均税法本是为了抑制兼并，但丈量土地也要靠地方官吏去办，在执行中，官僚地主往往从中渔利。王安石的新法虽相当完善，但在执行中不是走样，就是受到阻挠，结果是无组织力量更加猖獗。

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行重大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情况也很类似。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赋役的手续，田赋力役合一，按亩计税，以银交纳。一条鞭法刚实行时也曾使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但在执行中流弊很多，往往是鞭外加鞭，巧立名目，推行十年后就乱了套。贪官污吏手持两本账，上报的一个样，实际又是一个样。有的地方交的手续费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任何一个系统，内部调节力量一旦衰弱，如果人们再去干扰它，企图将其重组，这正如对癌症晚期病人施加手术，对朽垮的大厦进行改造一样，医生和改造者用心往往是好的，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系统内在调节能力的丧失，已变得脆弱不堪，任何干扰都会提前它的瓦解。中国封建王朝中后期变法非但在抑制无组织力量增长方面没有什么效果，还会促使无组织力量的膨胀，加剧社会危机。

晚期变法加速王朝崩溃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王莽为了推行新法，于公元8年废除了刘氏皇帝，建立了王莽新朝。他针对社会上官僚腐败的情况，借助残酷的法律来维护新法。他针对土地兼并和蓄奴，“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属国家所有，按口分给农民，改奴婢为私属；王田私属严禁买卖，违令者死。但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贵族地主决不肯交出土地。不到三年，王莽就不得不自动废除新法。史书记载，当时官吏们利用新法使老百姓“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它变们则“苛暴立威”，“侵刻小民”。商业、手工业中推行“五均六埂�ā保�蚬儆肷坦唇幔�抑破灯当涓��止ひ道投�吆托∩谭反蟪钥嗤罚�蠊俑簧痰玫绞道�Ｍ趺Ц闹拼蟠蠹泳缌松缁嵛；��沼谀鸪商煜麓舐遥�趺ё约阂采戆苊�选Ｆ涫担�趺ё胛桓闹埔郧埃�诔�⒅邢碛泻芨叩耐�牛��兴陌倭闳�肆��鲜槌扑掏趺У墓Φ隆Ｍ趺П救嗽诠��2年蝗灾旱灾严重，赤地千里之时，带头献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以赈民。我们不能根据个人品德和王莽改制的主观动机来判别这一历史事件。在一个社会结构已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到即将崩溃的时候，任何变法改革，只能加剧社会危机，使崩溃之日提早到来。

用变法效果递减律来看一下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让步政策问题，是很有启发的。让步说把整个统治阶级比作一个人，因吸取了农民大起义的教训，初期对农民实行让步，取得社会进步。其实，从统治阶级的目的来说，无论是前期让步，后期变法，都是一样的。改革方案也很类似。问题在于统治阶级能否让步，这实取决于整个社会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与其把让步看作封建统治者的意志，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意志。

严复曾感慨地写道：“夫一国之制，其公且善，不可以为一人之功，故其恶且虐也，亦不可以为一人之罪，虽有桀纣，彼亦承其制之末流，以行其暴，顾与其国上下，同游于天演之中，所以不可自拔者，则一而已矣！”严复认为所谓圣君贤相和暴君污吏，乃由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结构决定，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是对封建社会中无组织力量不可遏制的增长规律的一种朦胧的认识。

总之，历史证明，封建统治者不可能从内部清除其自身产生的毒素，而只可能用与一体化调节对立的力量、用剑和火来消灭它们。社会结构只有崩溃才可能再生。历史发展正是这样，无组织力量增长过程中，正在慢慢引发另一种调节机制——一全国性农民大起义。

4。3封建剥削的可控部分与不可控部分

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作用之强，都是世界史中所仅见的。农民起义的这些特点直接与无组织力量有关，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独特的产物。要理解农民起义的特点、作用以及它们和无组织力量大小的关系，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所受的独特的剥削形式谈起。

在不同结构的封建社会里，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剥削形式和结构也有差别。

西欧封建社会剥削结构相对简单。领主主要以实物地租和劳役的方式来剥削农奴。此外，农奴还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这种剥削关系有两个层次：领主、教士和农奴（图9）。而中图封建社会由于存在着强大的一体化调节，存在着国家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于是剥削关系比西欧的多了一个层次，如图所示，它是三层次结构（图9）。

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