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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年底，除去1937年（1—6月的平均数）和1948年（7月），1937—1945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436页）；1946—1947年，全中国；1948年：上海（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72—373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根据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训令，包括太平保险公司在内的64家华商保险公司和42家外商保险公司获准恢复营业。此后10余年间，国内保险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顺势而为的太平保险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对私营保险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导下，1951年下半年，上海25家私营华商产物保险公司开始酝酿合并问题。同时，天津的3家私营保险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联系，表示愿意合并。这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其中国营背景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了一半以上的资金。

1955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由其上海分公司提出了《关于公私合营太平、新丰保险公司合并的方案》，建议两公司合并后的业务重点将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保险公司。

民营保险的历史被暂时终止，伴随一个时代的结束。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太平、新丰两保险公司的合并、迁京、停办国内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市场从此进入国家专营（人保独家经营国内业务）的时代。

根据两公司最后一次董、监事会议的决议，新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任务是：加强对国外分支公司的领导，积极开展国外业务，继续为侨胞服务和替国家积累外汇资金。

太平保险公司自此移师海外，这一去就是45年。

45年后，另外一位国内保险业强人将“太平保险”和“太平人寿”两张牌照再度唤醒，以当时极为稀缺的内资保险公司身份“复业”，重返内地市场，翻开新的一页。

1949年之后，还有一家得以延续其之前名字的华商保险公司——就是中国银行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至今在海外市场，仍然可见“中保”名称。

人保轮回：“四起三落”

对旧中国私营保险的改造只是春花一支，同一时期，长期雄霸中国保险市场的市场主体迅速分化，各奔东西。

所谓“官僚资本保险”，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接管；而外资保险则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撤离了中国市场——1949年外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1950年下降为9。8％，1951年为0。4％，1952年仅为0。1％。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全面撤出中国保险市场。

不破不立。

1949年8月，陈云主持了在上海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前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会上，上海财经会议金融小组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49年9月21日，陈云和薄一波向党中央报告，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年10月2日，好消息传来，薄一波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写信说：“汉宸同志，中央同意搞保险公司。”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国有保险公司。总经理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云兼任，副总经理为孙继武。

百废待兴，刚刚成立的中国人保人才奇缺。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1950年11月，天津印钞厂职工训练班改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培训班，全体学员奉命调往该公司工作。

曾于1984年12月至1990年7月间担任中国人保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的秦道夫就在其中。

秦道夫曾回忆当日的情形：“1950年12月，我从天津市乘火车到北京。下车后我肩上扛着一捆行李，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走出了前门火车站，穿过正阳门，越过棋盘街，来到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处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