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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17日起，###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在甘肃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

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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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6）

在北京的大量采访，使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有了扎实的基础。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完成之后，香港版迅即出版，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出内地版。

由于这部长篇属重大题材，必须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前花费很长时间办理逐级审批手续。

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此书得以在1998年初，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后，我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进行评论。我没有订《中###史研究》杂志。那位朋友便送我一册。

《中###史研究》杂志的评论上万字。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党史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也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第章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1）

虽说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奔走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我也穿行于上海的弄堂和高楼，寻访诸多历史老人。我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时，很多采访是在上海进行，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写作《“四人帮”兴亡》，很多采访也是在上海进行，因为“四人帮”又称“###”。

自从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上海就成为我写作、生活的基地。

上海是一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作为南方人，作为在海滨长大的我，完全融合到这个海派文化的大本营。我爱上海。正因为这样，我宁可一次次前往北京采访，却始终把根据地扎在上海。

温馨之中，夹带着潮润，上海盛夏的夜风轻轻地推开窗帘、轻轻地吹拂着……

家住高楼，而窗口又朝着东南，对于昼夜有着特别明显的感觉。夏日的清早，才五时多，耀眼金色的朝阳，已经把光芒射进我家。到了傍晚，一轮夕阳西下，窗外开阔的天空从橙色转成淡灰。灰色不断加重，一幢幢高楼的轮廓变得模糊。窗外终于变成一片浓，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我家正处十字路口。俯瞰窗下的马路，车如长河，喧嚣不已。遥望远处，长长的黄浦江上的大桥亮起一串串明灯，像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夜上海的前胸。

我的诸多夜晚，在书房中度过。特别是在赶写长篇的时候，往往夜以继日。书房里耀如白昼，我的十指在电脑的键盘上飞舞。

我也休闲。我喜欢与妻下楼，在夜色中漫步。我家楼下，就是一家一千多平方米的大饭店，灯光一片雪亮。前后左右，二十多家酒家、烧烤店、火锅城、小吃铺、泡沫红茶店、肯德基，组成“吃的连锁”。与二三朋友在餐馆小聚，边吃边聊。我喜欢雅静的所在。一家餐馆老板为了招徕顾客，在店堂里搭了丁字台，时装表演队的小姐们在台上款款而行，音乐声震耳欲聋，我反而从不光顾。

夜色中的人行道，变得拥堵不堪。彩色地砖被各种各样的地摊覆盖，卖“毛栗子”（上海话，即鲜荔枝）、手机皮套、长筒丝袜、沙滩裤的喊声响成一片。我最爱去的是盗版书摊。林林总总的盗版书装满“黄鱼车”（上海话，即三轮车）。据说“黄鱼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