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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尚未很熟悉,马上就起程了,因为蒋先生到贵阳督促与红军决战。5月初,他和陈诚、吴稚晖同机飞筑(贵阳),在此撰写《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他在贵阳很忙碌,至于重庆大本营的参谋事务,乃由杨永泰代理。他还和吴稚晖到了修文县,瞻仰王文成公(王阳明)祠。龙风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这里珍贵文物极多,祠堂四面游廊相连,左右墙壁嵌有阳明书法石刻及阳明燕服线画小像,以及钱大昕、袁枚、翁方纲、成亲王、阮元、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清代学者多人的考证、题咏和游览祠堂的诗文石刻共数十方,俱为不可多得的碑刻精华。
贵阳居停半月,马上转赴昆明,住在翠湖边上。他很喜欢这里的气候,仿佛高原江南,觉得大胜贵阳。曾到昆华图书馆看书、到安宁温泉沐浴,并随蒋先生游览滇池。这期间,他见到了云南人袁嘉谷——就是超越张一麐被点经济特科状元的那位。他曾任浙江提学使,与陈布雷有师生之谊。相见甚欢,袁先生给他介绍了很多滇中名宿。他的感觉是,这些人的言论,“皆通达时务,洞明学术,虽规模稍狭,然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这期间,蒋介石带着龙云,坐飞机至川康一带的会理、西昌,向四川地方军人空投命令及委任状等。龙云回来向陈布雷说,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在机中与蒋谈话,益觉西南国防之重要。
然后,他和吴稚晖转往个旧、开远游览。这两个城市,今均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区。那是6月份,因海拔低,已经很炎热了。
回到重庆,马上又转赴成都。那时候,行政机构和人事纠纷中,矛盾多多,陈布雷所做的,就是劝大家互相体谅、信任,“始有忍辱负重准备御侮之可能”。7月份,随蒋到峨眉山开办训练团。他住在山上,主要研究有关国防之财政经济之方案。8月,经由上海,回浙江慈溪探家。其间为宪法起草事,访问黄郛于莫干山中。
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国代会所作有名的报告,就由布雷先生起草,传承至今的名句有:“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张恨水先生在重庆《新民报》持续七年的抗战随笔时评专栏“最后关头”,即典出于此。大会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写提纲,布雷连缀成文,修改三次,费时二十余个小时。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4)
1936年侍从室在南京中央军校内拨得固定办公地址。他仍为二处主任,每天都要固定办公六七个小时,这时他对第五组的秘书颇有意见,乃因各个秘书不明职务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调查某些机关状况或据坊间传闻攻讦主管人员,或乱上条陈,陈布雷公开给他们说过多次,仍然积习难改。此事使他烦闷不安。
西安事变前他从洛阳回南京,未跟蒋先生到西安。原因是蒋介石对他说,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如有必要,当电召西来,否则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南京一时间风传甚多。各要员乃群集何应钦家中商议。从此半个月中,陈布雷处于彷徨焦虑、繁忙痛苦的难言状态,精神上可说是六神无主。同去的幕僚人员情形危殆,萧赞育作为幕僚随之前往,他说那次一同去的秘书人员,还有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萧乃华则死在事变之中。事后据当时目击者萧自诚说,叛军叫门,持枪突入,气势汹汹,萧乃华匆忙中拿枪在手,准备对抗,卒被射杀。
他在这焦虑的状态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联名劝诫张学良;代黄埔军人草拟警告电,协助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围攻张学良;安慰宋美龄等等。蒋介石获释后,他到机场迎接,蒋先生给他一个草稿,他仅用两个多小时即撰成,即有名的《对张、杨之训词》。这段时间他在侍从室办公时间,则从清晨延长至深夜。
抗战军兴,1938年底,蒋先生到广西设置桂林行营,布雷随之。闲暇时蒋先生找他谈论。其中,蒋介石对日本的大东亚共同体及连环互助论尤其深恶痛绝,说是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永久,比军事占领还要可怕,万不可中其奸计,因此也要作精神斗争。向陈布雷口授四五次,命其记录要点,准备撰一长文。12月26日,他以一天的时间,为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