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部分(第1/4 页)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只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开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将军’冯玉祥。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试问这样一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个阶级；那一种社会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谈政党的代表性，第一要有个各种社会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守法而有效的议会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来争取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

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具备‘政党政治’的条件。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传统产物。他们离开了‘议会’离开了‘官’，那就如鱼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以前的‘国大’与‘立院’，由‘客观环境’所限而不能改选，议员先生有干薪可拿，锋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皆大欢喜。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拚到底！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他们不是只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只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但是当他们由于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时代‘游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合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可能为着原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眼，则有时难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原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早期政学系成员的本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外表；他们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相比；其作风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