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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孟森曾把万历的怠政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万历的特点就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这话大概没有错，而这并不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想知道的是万历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废除了张居正所有的变法措施，并且花光了张居正用了十年时间为大明积攒下来的钱财，这一切我们可以原谅他。毕竟当初张居正对他的管教有点严厉，而且张居正也没有做到“身正”，他“不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3）

可他在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时，也看到了张家把砸锅卖铁的钱集合起来也才十万两白银，不过是嘉靖年间首辅严嵩被抄银子的二十分之一；他听闻而来的张居正诸多小妾，但在张居正的家里，他也并没有找到。那么，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品德瑕疵不过是他后来才从大臣嘴里听来的。所以，有人说他的怠政是因为张居正对他的管教甚严而导致了他的逆反心理，在他亲政后，一旦有人对他提出善意的忠告，他就想到了张居正说的比唱的好听的那一套。于是，他不理；他越不理，大臣们就越与他对抗。最终，他选择了龟缩在深宫里与大臣们藏猫猫。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将张居正的行政举措废除后，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但当他发现自己的那一套根本就无法治理国家后，他退缩了。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第三种说法就是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提出来的，他说，万历之所以怠政，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有人则给他补充说，万历之怠于临朝，一大因素是因为他的身体虚弱。之所以身体虚弱，是酒色财气的过度。危言耸听一点来讲，他在后宫“吸毒”。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有让我们相信的余地。因为万历的确把大明朝拉到了深渊，在他后三十八年于深宫“养精蓄锐”的时候，大明朝正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向深渊冲去。而他却在吸毒，我们宁愿相信是他的肺在吸毒，也不愿相信是他的精神在吸毒。精神上的吸毒就像是瘟疫，不但传染，还有可能遗传，几代人都难以戒除。

国本之争（1）

如果说，万历怠政是把大明帝国的脑袋断了的话，那么，发生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国本之争就是断了大明帝国的生殖器。所谓“国本”，就是指皇太子，他的地位能影响到整个王朝的安危。按照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规矩，皇帝与皇后生的儿子是嫡子，与其他妃子生的是庶子。嫡长子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如果没有嫡子，则以庶子中最年长者为皇太子。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十年（1582年），嫡子没有，而一位由宫女生的皇长子出生了。这就是朱常洛，后来被人们称为“一月天子”的泰昌帝。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万历一向宠爱的妃子郑氏也生了一子，取名朱常洵。这位妃子一跃而升为皇贵妃。

群臣们如果不是傻子，就都能看出万历皇帝背后的意思。没有先封朱常洛的母亲，反而先封朱常洵的母亲。这一年的二月，内阁大臣申时行等请册立太子。

万历闭着眼睛听了半天，最后说道：“长子年少体弱，况且才四岁，过一段时间再说。”

申时行不答应，并举例说：“四岁还小吗？看看我们的祖宗，英宗在两岁时就被立为太子，武宗被立为太子时才一岁。”

万历还是一味地装糊涂。我们说，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就已经在精神上开始吸毒了。他一装糊涂，大臣们就把自己的猜测彻底地加以肯定了。这些大臣认为，万历就是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其实，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立谁就立谁，关下面大臣什么事。但明朝的士大夫们就犯着这股劲，你这样，我偏不让你这样；你若这样了，以后我该怎样。

不久，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援外沈璟联合上疏道：“郑贵妃虽然贤德，但她所生的孩子是次子，而恭妃（那个宫女）生的是长子，应该主持社稷，为什么反令居下呢？请收回成命，首先进封恭妃，然后再封贵妃。”然后，两位士大夫话题一转，转到了国本问题上来，“皇上应该早立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

万历开始还在椅子上坐着，待太监们念完了两位士大夫的上疏后，他就坐不住了。转了几个圈后，下旨，贬姜应麟为广昌典史，沈璟调任地方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