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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有的知道她患了艾滋病

却也不听劝告

还说：我正爽着呢

我看到

有一颗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有的人不知道它会爆炸

傻呵呵的捂着它

有的人知道它会爆炸

也傻呵呵的捂着它

还说：现在还不会呢

那些丑恶的经济学家

其实每个经济学家都有其反对者，每种经济学说的对面都有反对它的学说。宣扬自己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观点并没有什么错，错的往往是不许宣扬。

但是，那些虚张声势敷衍蒙蔽的政府公文的作者能算是文学家吗？那些粉饰太平的文字能够流传百世而不为人所唾弃吗？人们从郭沫若大力吹捧江青的文字中能够体会到文学价值吗？那些附属于其他目的的所谓学术成果与观点能成为学术主流吗？在他们说昧心话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的学术尊严在哪里？

金融市场的黑嘴不过是些为虎作伥的犯罪分子，在他们大肆鼓吹谬论宣扬谎言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是什么金融学者与理财专家，不过是些需要绳之以法的骗子而已。

在一个公正可信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被广泛弃置一边、人们已经形成了狼狈勾结沆瀣一气的分赃习惯与默契的地方或部门，能说有什么会计、审计与经济评估吗？所谓经济学，在这里是很奢侈的。

在一个行政手段仍然广泛操纵控制了经济事务的时代，在一个行政权力仍然主导着金融市场的时代，在一个兰州铁路局原总会计师张宁能够挪用亿元巨额公款投入证券市场，用于国债回购、购买股票牟利的时代，在一个河松街中行行长高山在长达数年间涉嫌内外勾结盗取银行资金上10亿圆的犯罪事实发生的时代，在一个很多金融丑闻都有着其背后的行政权力的导演与参与的时代，在一个处处都充斥着社会之不公，人心之不平的时代，高调的谈论所谓经济学是很奢侈的。

这儿压根就不是一个经济社会，只能说是一个非牛非马的政治经济社会。所谓经济学家，不为行政权力所辖制下的经济现实中制造出来的富人说话，又为谁说话？

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有着太多太多对于经济现象的以大局为重的忍耐与宽容，他们处于对经济现实的个体的无奈与整体的无奈之中，他们不过是皇家所圈养的史官。他们没有独立性，他们有着太多不能忤逆不能冒犯的忌讳。他们不过是一个个怯懦的软弱的平庸的甚至是堕落的卑劣的国民，一个个非自我意志的体现者。他们在身不由己的无奈的生活中深感个体的渺小：无力对抗于为自我意志与良知所不容的势力的渺小与被这种势力所同化收买的渺小。他们在平庸的学术研究和生活中彻底的把自己变成为一个平庸透顶的人。他们的存在与猖狂，是整个丑恶社会中最为丑恶的一个部分。

那些传统纸质媒体的尊严在哪里？

这是一个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市一位残疾女青年，每天在报亭卖报纸，很多人因为可怜她，才买她的报纸。但她不愿意让人因为可怜而买她的报纸。她最终还是换了一份工作。那份工作的收入比卖报纸的收入还低，但她不后悔。她认为自己活的更有尊严。

在这个数字成为信息储存和传播方式的主流的时代，还有多少奄奄一息、苟延残喘、早已经失去了尊严却仍然苟存于世的纸质媒体呢？

镜头一：在一个某政府部门，政府工作人员都还是三三两两的时候，当日的报纸和杂志就已经送来了。那些报纸和杂志很多，邮递员挺起肚子捧着它们，将它们送到了党政办。报纸和杂志在党政办留放了一天，早已经厌倦了每日将报纸和和杂志分份发到各科室分邮箱，又在数天后不得不清理里面积存的报纸和杂志的党政办工作人员，快要下班了，直接将它们扔到旁边废弃的资料室去了。

镜头二：每隔几天，该政府守门的老头就拉着板车去那个废弃的资料室搬废弃的报纸和杂志，卖到废品收购站去。

镜头三：在另一个政府部门，一个中年干部一大早就来上班了。第一件事，去往分发邮件的科室，在那里拿了很多报纸和杂志。第二件事，在自己办公室，摊开报纸和杂志，挥毫泼墨。

如果只是面对这些镜头来作道德分析的话，事实永远得不到澄清，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为什么不能作点理性分析呢？如果那些报纸和杂志不被送到废品收购站，不被拿去写毛笔字，又能如何？有谁会去认真的看看它们？除了那些经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