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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二、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三、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坐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止，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

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

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己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