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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快捷方式。“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oo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o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o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oo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对此举手同意。

现实似乎能够提供左证，譬如同性恋时尚化的趋向。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银河都会去访问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在上海，她见过2oo多号女性聚在一处的场面，而且，她们是如此年轻。在成都，在广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现moneyBoy，他们本不是同性恋，但因为金钱交易或者追随时尚，加入了这一群体。而在某些艺术类职业里，异性恋者转变为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代表一种灵感、时髦和品位。这不是“后天习得”是什么？

李银河还纠正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谬传：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同性恋群体中天才特别多。

爱情是不能永恒的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写信给李银河说：“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王、李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或者能够再次证明，爱情，它确实来过。

这些书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人世间，两个人若爱了，结果便是如此。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漏*点，而漏*点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来，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二十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