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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对研究所的感情包含着多种的因素,一方面,为了使维生素C的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建立这么一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就职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长,但他不喜欢行政事务性工作,因此对日常出现的一个个问题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我不想在无谓的细节上浪费掉时间,”有一次他对一位采访的记者不无自豪地这样说。“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他更喜欢将时间花费在旅行和谈论科学问题和维生素C的讲演上。他一直坚持对化学键和其他问题的研究,每年都要发表若干篇论文,余下的时间则是与爱娃一起度过的。
此时,他比过去更加关心爱娃了。几年来,爱娃的健康不时地成了他一块心病;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风——这是一场令人可怕的经历:午夜时分叫来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到圣地亚哥的医院。不过她很快就痊愈了——随后,在1972年,爱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内障切除的手术。在她眼睛生病期间,他俩在牧场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第二年,两人又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了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在此期间,他们访问了那里的公社,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手工制作的工具,都是友好的农民送给他们的礼物。
鲍林一直在外旅行,又喜欢与妻子待在一起,再加上研究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切使鲁滨逊清楚地意识到,一定要找一个对研究所日常事务更加有直接兴趣的人来掌管工作了。对鲍林来说,研究所也许在自己的漫长生涯中是一种荣誉的标志;但是对鲁滨逊来说,研究所干系到自己长远的前程,因而一定要有效地办下去。“鲍林作为所长并未做任何事情,”鲁滨逊说道。“我对他已经完全失望了,然而我又不知道怎样鼓起勇气对他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一直非常敬重他。不过,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瞧,干嘛您不干事?这使我们都感到很为难。’他看了我一眼,说,‘嗯,干嘛你不干?你当所长吧。’就这样,我成了研究所所长。”
这就是研究所办事的方式。1975年夏天,鲁滨逊当上了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所长兼经理,而鲍林木人则充当了一名普通理事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证明,鲁滨逊也不是做这一工作合适的人选。鲍林继续东奔西走地作关于维生素的讲演,同时还接受了一些荣誉的称号——1975年秋天,福特总统在白宫给他颁发了国家科学勋章,这是几乎将近30年以前杜鲁门给他颁奖以来,他第一次接受以总统名义授予的官方承认的荣誉。鲁滨逊则劳累和奔波,力图为研究所找到稳定的财源。钞票就是不够用。研究所工作人员已经很少,但大家的薪金都一减再减,鲁滨逊和鲍林带头捐献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到这一年年底,鲍林就完全不领工资了。
然而这并没有给工作人员带来多大的快慰,再加上鲁滨逊不善于行政事务的管理,形势也就雪上加霜了。鲁滨逊是一位优秀的实验师,擅长于撰写书面的报告和设计有关的实验,但在管理方面并不是内行。此外,就本质而言,他在筹集资金方面的能力并不强,因为他在与潜在的捐款人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面对面交谈时,又没有鲍林那种说服对方的本领。他很快发现自己担任所长一点也不轻松,一半时间都花在来来去去的飞机上,身边总带着一只公文箱,向人家要钱,而不是将时间花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是实验室里最出色的人,”他在回忆中说道,“然而我又不待在实验室里。”
对于理查德·希克斯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是旧金山迪恩·威特股票经纪公司董事长的行政助理,浑身上下一副光亮时髦的打扮。最近他有了跳槽的打算,意向是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有一次,鲍林向迪恩·威特公司董事会谈论维生素与健康的关系,这也是希克斯第一次见到这位科学家。希克斯本人就热中于维生素C。1975年下半年,他与鲍林和鲁滨逊接触,提出了一个帮助他们筹资的方案。他说,他们可以开展一个直接邮寄的运动,他本人愿意出力,条件是,在他筹到的资金中,抽出15%作为对他的回报,他的职务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这也是他对筹资能不能成功所作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