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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实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他的演讲也成了政治敏锐的典范。那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大略雄谋。“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1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他也正在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暂停留，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斯特拉塞尔之争。据奥托·斯特拉塞尔的说法，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停止争吵。“那你就去对戈培尔说吧”，他没好气地说。“他才是咄咄逼人。”奥托的与己无关的表现，绝不能反映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元首是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的。除了让他重返党内外，元首还拟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露面时，是他，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也是他，格里戈尔。弟弟一再警告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到有点危险了。但他就是不听。“喂，”他争辩说，“和我一样，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而是受欢迎的人民讲坛。他还是可以对付的。”希特勒像一起顽固的马。“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将他勒住，领他走上正道。”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起马，而是一只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会永远将你除掉。”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驾驭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诚老实。你不知道他多重视我的话，他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若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人呢？你以为他会对施特莱彻讲这些话吗？”

（6）

到了1927年年底，从表现看，希特勒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但能个别处理，也能集体处理；在重新建党问题上，很明显，他的兴趣在于长远目标。进而言之，有些东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在发动大规模运动以扩大党的基础前，他必须抓住某件公众急于解决的事件，在这基础上再动员工人和市民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种明确的世界观作指引。这，他在一年后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2年后才产生，且产生在纽约市的华尔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党禁也已解除，接着，戈培尔的政治能量爆发，企图在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大显身手，取得大胜。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人，但他也号召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埋葬他们的分岐。“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对则亡；团结一致则能革命，能进步。”

5月20日的全国大选，对戈培尔个人说来，是个胜利，因他被派往国会：但对于元首，却是个失败，因为党只选出另外11名代表。在过去2年中，纳粹丧失了10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这个损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责任，也不能怪罪组织不善，而是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和缺乏一个关键事件使然。只提“凡尔赛条约”和“11月罪人”再也赢得不了选民了。政客们常常是在最后才能看出某种新趋势的；当晚集合在慕尼黑党总部里准备庆祝政治大突破的纳粹精英，被惨败的数字搞得垂头丧气——数字是由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的。

希特勒于深夜前后才到达。他置沮丧的气氛于不顾，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一起富于哲理的、几乎是超然的演说，使大家好生惊奇。老政客们原以为，他们将听到的不外乎是个失败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