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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

一　“汉奸”先知郭嵩焘

§大清官场上的“多余人”

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公使郭嵩焘，以凄凉辛酸的心境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之前，郭嵩焘咳嗽剧增，心静如水，已复无求生之望，他强撑病体，留下最后一首诗《枕上作》：“命在须臾病已深，医家首难祸侵寻。强持残骨侵晨起，要只坚强笃老心。”他对家人的临终嘱托是，我死之后，只通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前来吊唁，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在生命烛火行将熄灭的最后时刻，郭嵩焘内心充满对这个黑暗世道的孤愤与悲凉之情，他只想早早地上路，含笑西去，不再与这满世界愚顽聒噪的庸人们周旋费舌。

也许他期待，在另一个世界才能寻找到真正的知音。

郭嵩焘去世后，与他相知甚笃的李鸿章上奏朝廷，力陈其学行政绩，援例请史馆为其立传，礼部为其赐谥。李鸿章特别提到他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的汗马功劳，指出就功绩而言，世人皆知盛赞曾国藩、左宗棠，但如果不是郭嵩焘想方设法筹措军费、不辞劳苦打造战船，哪能成就如此盖世之功？仅此一点，就应该为其立传赐谥。可李鸿章一片热情，最后得到的却是朝廷冷冰冰的答复：“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立传赐谥，在古代是朝廷对重臣大员最庄重严肃的盖棺定论，是为后世提供事功言行的楷模典范。郭氏不合时宜的言论，遭到广泛而恶毒的攻击，他不但在庙堂之上无容身之所，处江湖之远也四面环敌。他是以一人之身而敌全国群情汹汹的非议之声。对这样的人，朝廷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树他为楷模呢？

郭嵩焘的后半生，一直在郁郁寡欢中渡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2）

出使英伦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曾想会铩羽而归。更想不到的是，他出使英国时湖南同乡一片骂声，回来迎接他的同样是骂声一片。曾经称赞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也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出言不逊：“筠仙首参岑彦卿（岑毓英字彦卿）宫保，以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可算是被他言中了，郭嵩焘回归桑梓，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省城士绅贴遍全城的大字报，指责痛骂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普通官员见到他也侧目而视，不理不睬。郭嵩焘尝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决意从此归隐林泉，不问时事。1859年，他曾在诗中喟然感叹道：

人生都是可怜虫，

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

大都如草只随风。

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然而，身在江湖，心系家国，对于日益恶化的大局，他不能不愤然欲言，又不忍不谈洋务。他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面对着世人的攻击与毁谤，郭嵩焘曾豁达地表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终究会被后人所认识与理解的。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郭嵩焘终其一生，始终是个官场上的“多余人”。即使身处同一时代的顶尖人物，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曾国藩知人论世的功夫颇深，一向以慧眼识人自诩，但他认为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不是“繁剧之才”，即指他干不好实际事务。因此当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有意起用郭嵩焘时，曾国藩屡次三番写信给他，要他多听郭嵩焘的建言，至于实际公务，则尽量少让他沾边，以免误事。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其子曾纪泽，他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竟以“花拳练步”四字来酷评这位有通家之谊的父执，曾国荃则欣然允为确评，回信说：“以‘花拳练步’之说喻筠老（郭嵩焘号筠仙），极为有识。筠老之取憎于一世在此，而吾之敬重筠老亦在此。”鸦片战争后，西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