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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事。周考虑到虽然从总的形势出发是不应该打的，但从西安具体情况看，如果坚决反对打，就可能失去很多朋友。为了巩固西北这支抗日力量的团结，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暂时保留自己的主张，在张杨两军上下一致主战的情况下，全力支持他们打好这一仗。红军将自己的决定通知杨虎城与东北军将领，叶剑英与两军参谋人员研究了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红军的诚意使杨虎城和两军的朋友们深受感动。1　月31　日，在西安召开了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当大家再一次研究具体的行动计划时，经过冷静的分析，大多数人认识到无论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从两军的前途考虑都不宜打，会上作出了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东北军的一些少壮派，孙铭九等人认为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将军一心想当官，主和，出卖张。2　月2　日，突然下手，杀害了王以哲将军，又准备追捕何柱国，因杨虎城制止才未得逞，接着几个年轻军官又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直奔周恩来办公室。周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这是搞兵谏的。周非常气愤，霍地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认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作蒋介石想做而作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周这番训斥，把他们震住了。周见他们平静下来，就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留着眼泪，跪下来向周认错请罪。孙铭九等本来认为杀掉几个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之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救张，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是一个在东北军中有影响的将领，他的被害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许多人要杀孙等的头，挖他们的心，给王将军报仇。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周当机立断，把孙等几个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同时，在周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这些人一走，就使急于为王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也就及时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不幸的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最后发展到高级将领枪杀了为国共合作奔走最力的团长高福源（已加入共产党）。王以哲是张离开部队后，能够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他的被杀，群龙无首，更加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的力量和地位。南京方面乘机施加压力，迫使张杨同意，把东北军、西北军调出陕西。这样三为一体就瓦解了。

在这个过程中，张曾写信给东北军将领，“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血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张学良将军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主要工作就是尽早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代表多次谈判。国共的实力决定，要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必须作出更大的让步。1937　年2　月10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日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事实上宣告成立。

关于西安事变，国民党方面也认为很重要，几十年来国民党一谈到丢掉大陆的原因，就怪别人，首先就怪张学良。蒋就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