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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来到地下室，逮捕了我。

我相应地受到两项指控：按照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禁止为“下流的和淫秽的东系”做广告，认为提到梅毒和淋病就是下流的；按照1917年性病法案，禁止广告中提及治疗或者咨询“性病”。约翰·莫蒂默律师愿意为我辩护，通过为《Oz》杂志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所做的辩护，他获得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名声。他同意这些条律很荒谬，而且警察仅仅是出于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门内都贴有一张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

1970年5月8日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的首次听证会上，著名的工党议员汤姆？德瑞伯格为我做了生动的辩解；善友会的创始人乍得？瓦腊也作证指出学生咨询中心指点许多人去向他求助。约翰·莫蒂默在辩护中提到如果我被定罪，那么我将不得已指控政府和地方机构，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里贴类似告示。地方法官撤销了关于性病法案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没有提供治疗，只是把他们转给合格的医生，同时他将另一项指控延期到5月22日。

在案件审理期间，统计数字表明性病患者的人数在上一年急速上升，达到了战后的高峰。健康与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把这项统计数字和我的案件放在一起，试图在下议院提出修正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

“用过时的法律来限制重大疾病的防止蔓延，这种行为十分愚蠢。”她说。

在第二次庭审前，许多报纸声明我被指控是多么愚蠢，修改法案的活动声势浩大。地方法官很不情愿依据严格的法律条文判定我有罪，但是他仅判罚款7英镑而非警察所威胁的两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也认为这项法案不合情理。约翰·莫蒂默在法庭外对新闻界发表声明，他要求修改法案否则我们将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张贴性病的告示。所有的报纸都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伯克夫人的法律修正议案在第二次议会立法讨论中通过，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灵为这次轰动性的指控给我写了封私人信件致歉。

这次官司让我明白虽然我还年轻，没有钱做后盾，但我不用害怕警察或者政府机构的威吓，再加上有个好律师。

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尼克正坐在那，他不小心留下一份写给所有职员的备忘录草稿，这项计划旨在废除我发行人和编辑资格，控制《学生》的编辑权和资金，把它卖给合伙人，我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每个人对杂志的编辑方向有相等的权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背叛了我，毕竟，《学生》是我和乔纳森的点子，我们在斯托开始创建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它出版发行。我知道我想要用《学生》做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为它工作，我们挣相同的薪水，但是我是主编和发行人，重大决定由我来做出。

我把备忘录放入口袋，环顾四周工作的每个人，他们都在埋头苦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了计划。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来说，“尼克，你可否出来一下聊会天？”

我决定自己虚张声势挺过危机，如果尼克取得了其他10个人的支持，那么我想要阻止他们会很困难，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联合，我可以分离尼克和他们，然后把尼克分割出来，我不得不把友谊放到一边，解决这次挑衅。

“尼克，”一边同尼克走在街上，我一边说，“很多人到我这来，说他们不喜欢你的计划。他们不喜欢你的想法，但是他们害怕当面告诉你。”

尼克看起来十分惊骇。

“我认为你留在这不是个好主意，”我继续说，“你正在试图破坏我和整个《学生》杂志。我想我们还应该是朋友，但是我想你不应该再留下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那番话，一点也不脸红，声音平静，尼克垂下头。

“很抱歉，理查德，”他说，“我想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自己……”他越说越低声。

“我也很抱歉，尼克，”我抱紧双臂，盯着他，“以后我们在山姆里？格林继续碰面吧，但是《学生》是我的生命。”

那天尼克离开了，我告诉每个人我和尼克对如何经营《学生》有分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他们都决定同我在一起，没有了尼克，地下室的生活仍在继续。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真正的争执，虽然我很苦恼，但是必须面对。我痛恨随意批评和我一起工作的伙伴，我也努力避免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常常努力避免对他人挥舞大棒进行威胁。我承认这是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