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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