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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很多陶片。下午到达翼城县。……３月２１日，离运城，２２日到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

李济写道：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八十六片，其中十四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七片有边（三片带卷边，四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页。于是初步确定这将是未来的挖掘现场。

这次考察，李济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归途染疾，患斑疹伤寒，回到北京，沉疴不起。起初，父母和夫人信任民间单方，耽延了诊治，以至病情告危。幸亏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找车直接送到协和医院救治。病床上的李济，一心筹划着西阴村的发掘。５月２６日，由他口授，一位叫做Miss　Furscott的女士打字，给毕士博写了一封信，报告晋南调查的情况和病愈后即去西阴村作实地发掘的计划。

也许是从李济带回的彩陶片上看到了希望，此时清华也有了开展田野考古的热情，校长曹云祥与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商定了合作发掘的细则：考古团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李济主持，经费主要由弗利尔承担，发掘报告用中英文各完成一份，分别由清华和弗利尔出版，所得古物暂归清华保管，以后交中国的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等等。７月１４日，李济与弗利尔再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山西西阴村的发掘现场。选自《东方珍品》（Orientations）杂志，博思源著《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一文（英文）。

订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Exc*ation　of　Historical　Objects　in　the　Province　Shansi。。８月底，清华聘请袁复礼为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并派他与李济同赴山西。梁启超两度写信给山西省长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支持。　。。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4）

１０月１５日，李济与袁复礼组织民工开始在夏县西阴村正式发掘。发掘工作由李济主持，袁复礼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八小时计算，我总费了二十五天的功夫”。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只选择一小块面积，采用“探方法”，挖出了八个两米见方的探坑，另有四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李济处理探方，首创了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的“三点记载法”，还发明了逐件登记标本的“层叠法”，即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发掘工作进行得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三十三个层次。“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点线）”等这些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张光直曾评价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六十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结束发掘走向归途，已是１９２７年的年初。山西省府接到晋中晋南几个县的报告：有一个九辆大车组成的车队，正沿侯马、临汾一线朝北行进；车辆沉重，共有几十个大木箱的货载，总共动用骡马等牲口五六十匹；押车的是两个着装古怪的青年人……官方在太原迤南的榆次截住这个车队。检查人员在关口查验。打开一箱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还是破碎陶片。“花了这么多钱，运这么多箱货物到北京，难道就为这些破砖烂瓦吗？”李济从容回答：“都是一样的，请你们每箱都打开看就是。”第二天装火车，搬运工人又生疑窦，议论纷纷。李济结束西阴村发掘的归途。

后来一位车站职员自以为是地告诉工人：“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可以提炼值钱的东西……”这番话，给了李济意外的启示，他后来在《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中写道：“提炼”一词或确能说明这一研究工作的性质，至于提炼出来的是不是“值钱的东西”，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问本身所涉及的，并非远离日常生活很远；凡感官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知识的来源；无论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