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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3月，袁绍手下大将颜良率领着郭图、淳于琼，渡过黄河，包围了白马（今河南滑县）。曹操采纳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决定派一小股部队，前往延津，做出要渡河的架势，吸引袁军主力，然后曹军主力再袭击颜良。派谁去延津做忽悠袁绍的托儿呢？形形色色的“托儿”当中，最难选的就是“战托”。前往延津的“战托儿”招聘条件至少有三条：第一，忠诚，要是墙头草去了，倒向袁绍一方，那就是《三国演义》中周瑜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了；第二，能干，要是窝囊废去了，一触即溃，那就起不到牵扯袁军主力的作用；第三，善于统兵，当时失败的空气弥漫在曹军上下，军心不稳，要是都让士兵跑光了，那也完不成任务。

“托儿”们说：当什么“托儿”也不要当“战托儿”。“饭托儿”能吃一顿，“婚托儿”能谈情说爱，“战托儿”则遭遇生死劫。曹军内部，将士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既是做诱饵，那就不是主要战场，不会立什么大功的；有人说，既是诱兵，兵力不会有多少，可是引诱的却是袁军主力，这可真是老鼠和猫做游戏———玩命啊！

曹操愁坏了，第一，“战托儿”不好选，第二，选出来的不一定愿意干，强扭的瓜不甜，派一个不情愿的人去，执行力不强，容易产生“内耗”。就在曹操愁眉不展的时候，于禁站了出来，大声说：“泰山于禁愿意领兵前往延津！”“太祖征袁绍，绍兵盛，禁愿为先登”，“愿”是“自愿”的意思，说明于禁是主动请缨，勇气可嘉。当时，于禁可能还写了血书，曹操“壮之”，于是就精选了二千步骑，交给于禁。

袁绍渡过黄河，进攻延津，因为他听说曹军要从这里渡河。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可是，在这个摇篮里，中华儿女又开辟了多少战场呢！袁绍派军猛攻，竟然拿不下于禁坚守的延津。曹操也唯恐“战托儿”被消灭，急忙派乐进带领3000人支援于禁。按道理说，力量加强了，应该继续固守。可是，这时，于禁显出了卓越的一面，他判断延津绝对守不住，鉴于袁绍亲率主力前来，行动一定缓慢，决定主动攻击。于是，在于禁的规划下，5000步骑以最快的速度，偷偷地绕过了袁绍的主力，接连攻打延津北岸向西的袁绍军三十几座营区，展开火攻，斩杀并俘虏了数千袁军，擒获何茂、王摩等二十几员袁将，使袁绍还没有出师就遭到了沉重打击，袁军为了对付于禁的游击战，被迫重新整编，影响了进军的速度。

“战托儿”不再是“托儿”，成了改变战争走向的主角。于禁这次出击，狠狠打击了袁军的士气，让曹军看到了袁绍原来只是一只纸老虎，士气马上上来了，为后来的官渡会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白马，关羽在张辽的配合下，一战斩颜良，威震天下。可是，如果没有于禁苦守延津，吸引袁军主力，关羽能有机会冲到颜良马前吗？《三国演义》大肆渲染关羽白马斩颜良的神猛，对于禁在延津的表现只字未提，是担心于禁有勇有谋的表现盖过关羽，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历史，却是一种严重误读。

“听”完于禁的“战斗在延津”的巡回演讲，王朗笑呵呵地对曹操说：“我看人还行吧！”曹操点点头，他佩服王老的识人之明，便不厌其烦地给于禁升官。官渡之战，于禁就已经是裨将军。裨将军虽然是最低一级将军名号。但是于禁却由此实现了人生的一大飞跃，他不再是一个“兵”，而是“王侯将相”中的“将”了。何况，裨将军通常都有权参与军中帐议，是主帅的重要幕僚，于禁渗透进了决策层，不再是单纯的执行层。以泰山脚下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为起点，从192年曹萌芽时期的原始股起步，于禁成了曹魏集团中的一只绩优股。

在率七军增援樊城前，于禁已是正七命左将军，距离八命四征将军只有一步之遥。于禁带领七军南下，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在为于禁召开欢送会时，有人和于禁说：“于将军，等你从樊城回来，你就会提拔成征东将军了，到时你得请一顿啊！”马上有人不愿意了：“谁说是征东？我看是征南！”征东或征南将军，下一步再提拔就是骠骑将军和大将军了。看来当初王朗推荐于禁时说他“才任大将军”，也并非完全的炒作。

可是，谁也想不到，于禁出事了，出大事了！

二　水淹七军

“不是战斗”的战斗———

219年秋七月，刘备称汉中王，授关羽假节钺，关羽攻樊城。樊城，被魏国称为“国之巨防”，处于南阳盆地的枢纽位置。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樊城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全局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