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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在树上的男孩》前言
写在前面
——《被绑在树上的男孩》前言
文/金瑞锋
与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当中说的相类似，我在以前也做过许多的梦——虽然现在也还做着——而至今仍然不能忘却的那些，就成了我这些被称作是小说的东西中的基本内容，只不过，我所写的那些如同梦境般荒唐的故事，已经远远不是鲁迅先生当年的宏伟的社会理想了，它们都还局限于我个人的生活，以及我对生活的一些看法。既然是梦，那么其中叙述的事情、笔调就不免会悠谬些，有人说我写的东西脱离现实生活，恐怕多半也是出于这个缘故。自然，像我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索居者的梦是不可能折射出社会生活的美或者丑的，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靖节风度于我也是很不适宜，这样两头都不能顾着，写出的东西自然是另一个模样了——我的意思是，我既非隐士，也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小说或者其他创作形式去改变现实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便是鲁迅先生说希望通过文艺的呐喊去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恐怕也还没有做到，因为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能力遵照他的遗嘱——“忘掉我”。更何况，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他写小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外国是否有一个因为小说而改变了社会的例子呢？我没有见到。我只是知道，芬兰的作曲家西贝柳斯曾经以一曲《芬兰颂》激起了国民的抵抗斗志；在我国古人的著作里也有类似的一个记载，但影响的规模已经小了许多，说的是古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歌唱家，他唱的歌雄浑、铿锵有力，将领们就让他在阵前唱歌来鼓舞士气。果然，因此军队而战无不胜，后来，这位歌唱家遭到敌方忌恨而被杀死了。于是先前战无不胜的军队变的逢战必败。这两个故事说的自然是音乐的力量，而非小说的。然而即便真有传说小说改变社会的事，我也怀疑小说在其中仅仅只是充当了一副药性极低的催化剂，或者是一块挡箭牌。曹丕说文章是“不朽之盛事”，这还可以说得过去，“经国之大业”就显得牵强得很了，即便是柏拉图“哲学王”的梦想在古罗马的马可·奥勒留身上得到实践，也仍然显得如此短暂易逝。
由于以上所说的这些，我就私自以为小说——或者从更大意义上来说是文学——不可能是大众的事情，它可以变得大众化，但是真正能够影响到灵魂的骨髓里的，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盛典”。因此，在我的那些小说中都试图来展现这些极少数人的心灵，这些心灵都曾经饱受折磨，在常人的眼里，他们都成了“疯子”一类的人，多疑、忧郁、不安，有时还会显得暴躁。在这些心灵里，孤独既是毒药，又是安慰；恐惧一直在追逐他们，使得他们遍体鳞伤；死亡是强壮的血滴，在他们的眼睛里滴滴答答，时刻诱惑着他们，就像脖子上挂着一个收紧的箍圈一样无法摆脱掉；梦幻是他们在苦难中的慰藉，但也成了麻醉我的精神的药剂。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扭曲，我却只能袖手旁观，像坐山观虎斗一样卑鄙和残忍。时间无法缓解他们的苦楚。时间只能加深我的痛苦。
尼采试图借查拉图斯特拉的嘴来表明，只有大海才能包容一切的善和恶。由此，我也深切地体会到尼采的心灵是高尚和纯洁的，只不过，要理解这种疯狂、不羁的高尚和纯洁需要时间和智慧。然而，就如我在《对一条街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我的心还没有化成大海”，无法包容一切的美和丑，善与恶，或许，我把它们写成小说的形式，完全只是一个掩耳盗铃的比喻而已，仅仅只是欺骗了自己！
倘若真的要去表现那些极少数的痛苦的心灵，通过我写的那些风格压抑、叙述诡异、执着于表现人物某一时刻的奇特感觉的小说，是否会南辕北辙？我曾经在舒曼和舒伯特的音乐中寻找些踪迹。舒曼的《梦幻曲》让我感受到了沉睡于墓地一般的宁静，似乎觉得这种永恒的宁静才是对那些痛苦的心灵的最好安慰。于是，在《没有盛开的鲜花》中，我让“我的哥哥”去自沉于水，因为只有纯洁柔弱的水才能包裹而不伤害那颗同样纯洁而柔弱的心；于是，在《一个少年的喧嚣记忆》中，我让秦飞疯狂致死，因为对于那样一颗痛苦、疯狂而又桀骜不驯的心灵，只有更坚硬的石头才能将它击得粉碎……在这个世间，只有宁静才是真正属于他们、适合他们的，而墓地或许也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然而，我也还仍然是软弱的，我不忍心他们一个个都奔向死亡，于是，在《哑默的香炉》和《加图的幸福》中，“我”、“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