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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武汉方面我第七军后方兵站送到新兵两千余人以补充缺额。这批新兵均系未经训练的徒手兵，无战场经验，制式教练更差。所幸广西历年征战，乡民多习于战斗，平时参加民团剿匪，故对持枪作战并不太陌生，以之掺杂于老兵之间也可以作战。全军得了此次补充，实力恢复不少；加以被服、弹药源源而来，全军作战条件大为改善。

我在箬溪驻了约一个多星期，白崇禧参谋长忽自高安率兵一连携大批弹械和现款前来箬溪慰劳。阵前把晤，十分欢愉。畅谈之下，我才知赣局战事屡进屡退的梗概。因9月中旬程潜第六军进占修水，忽得探报，知敌军主力已自南昌南下樟树、高安一带布防，以抵御我军右翼的第二、三两军，省城附近极为空虚。程氏乃擅自变更原定战略的攻击目标（德安、涂家埠），衔枚兼程暗袭南昌，以期夺得攻克江西省会的首功，而置第七军于不顾。

程氏于9月19日亲率第六军和王柏龄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自奉新直取南昌，入据省垣。前线敌军总司令邓如琢闻报，即由丰城回师反攻；南浔路的敌军郑俊彦部也驰赴增援夹击。程潜知孤军难守，乃弃城向南撤退。在南昌城南郊莲塘市一带为敌军重重包围，程军长剪掉胡须，易上便服，夺路逃生，全军溃不成军。白崇禧说程潜当时狼狈的情形，恰似“曹孟德潼关遇马超”，“割须弃袍”而逃。而此次败仗中最荒唐的要算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王氏性好渔色，占领南昌之后，得意忘形，以为天下事大定矣，潜入妓寮寻欢。孰知敌军骤至，该师因军中无主，于牛行车站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仓皇乱窜。王柏龄脱险后，自知军法难容，匿迹后方，不敢露面，遂被宣告“失踪”。直至我军底定南京，王氏才于上海露面。

第一、六两军于9月20日在南昌败绩后，至奉新集结，再图反攻，不意指挥失灵，竟又为敌军所败。敌军忙于追击，这就是我们在箬溪激战之时，敌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答复谢鸿勋乞援电报说“已将敌人两度挫败，正在追击中”，并要谢“支持三日，便有援军来救”一故事的原委。　。。

肃清江西（2）

嗣后我军歼灭谢部主力于箬溪，并攻克德安，适第三军也在万寿宫打一胜仗，总司令部接获捷报，才由蒋总司令在高安亲自指挥，再度向南昌反攻。10月11日，第二、三两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强渡赣江，对南昌合围。蒋总司令为鼓励士气，曾于10月12日亲至南昌南门外指挥攻城。南昌城垣甚为坚实，我军屯兵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实犯兵家之大忌。据白崇禧说，渠当时极不赞成围攻南昌，因武昌的攻城战，殷鉴不远。无奈蒋总司令个性倔强，坚主爬城硬攻。白氏知无可挽回，乃密令工兵于赣江上游搭浮桥两座，以便军运。

是夜正当我军作攻城准备之时，敌军敢死队忽自南昌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黑夜混战，喊杀连天，秩序大乱。我军攻城的第六团被敌包围，几至全团覆没。我军不得已仓皇后撤。蒋、白二人虽均在前线，但黑夜之中指挥困难，情势危急。蒋氏数度执白氏之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白氏此时尚能镇定，遂命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至上游由浮桥渡江。第一浮桥迅即挤满溃兵，乃派兵沿途通知撤退部队长官，告以上游另有一桥可渡，军心始定。大军卒于黑夜安全退往赣江西岸。全军虽败而损失不大，还算侥幸。

二

总司令进攻南昌既失败，乃下令全军自南昌前线撤围后退，暂行休息，以检讨第一期攻赣战事的得失。适此时我军王家铺的捷报又到。此进彼退，呼应不灵，战事遂有重新计划的必要。因此，在王家铺战后十余日，江西战事遂入休战的状态，双方都在作第二期攻守的部署。我方检讨攻赣无功的最大原因，厥为通讯不灵，各军彼此不能相顾、各自为战。所以在南昌战役之后，总司令部于高安拟定“肃清江西计划”，由白崇禧携来箬溪与我会商新战略。

根据这个新“计划”，第一项要事便是通讯。除由总司令部赶购新式无线电机和在各地建筑临时飞机场外，并自箬溪经奉新、高安至樟树一带架设有线电话，以便各军切实联络，以除呼应不灵之弊。

其次，便是各军兵员弹械的补充。因我军在赣血战匝月，兵员、弹械损失均大，亟须补充始可再战。

至于指挥方面也应重新部署，使职权统一，指挥灵活。总司令部根据新计划所拟二期战事指挥系统略如下表（表略）：

我军作战部署系以左翼军肃清赣北。进攻时，以一部牵制建昌、涂家埠之敌；以主力攻击德安，截断南浔路。占领德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