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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故事，在楼忠福的朋友圈中还有很多。如果说楼忠福为人大方豪爽、广交朋友的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由此可见，那么这只是对其性格最表面的一种“通俗阅读”。楼忠福的豁达豪爽、重情重义，是认识他的人的共同印象，这种性格最关键的“效用”并不仅仅在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如果用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性眼光来“阅读”楼忠福的性格，那么其关键的“效用”，还让“合作秩序的扩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为可能。

“合作秩序的扩展”，是哈耶克庞杂高深的思想宝库中极为重要而且锋利的一把“剃刀”，所牵涉的内容广泛而复杂。中国千头万绪的现代化进程，也完全可以借用哈耶克这把“剃刀”来“阅读”。

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误导性的概念，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本质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让人痛心的是，“资本主义”经过了三人谈虎般的以讹传讹之后，被误导得最万恶不赦和误导后果最惨绝人寰的地方，却恰恰表现在尚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的人群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对“资本主义”最无知的人群在走火入魔后最歇斯底里的梦呓★。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也是“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资本”在这个合作秩序扩展的过程中，虽然担负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真正不可或缺的是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和超越家族的社会分工的文化基础。这两样“合作秩序”赖以扩展的东西，前一种在中国似有非有，后一种则基本上是缺位。所以，韦伯、梁漱溟、余英时和黄仁宇都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本质变化仍然不大。财产私有的现实存在虽然被允许，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没有取得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名分。党的文化、党的组织和国家主义传统，虽然没有某种程度为“合作秩序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媒介和支持，但亲情、家族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在意识，仍然有赖家庭和家族的坐标支撑，与基督教文化下超越家族的个人意识、“天职观”意识和契约精神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和社会基础上开始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组织者的企业家，如果要把企业在市场中做强做大，或者说把“合作秩序”扩展开去，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把个人纳入分工体系。企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巧合，楼忠福豪爽大度、广交朋友、广结人缘的性格确实帮了大忙。广泛的个人关系、牢固的友谊，给他提供了扩展“合作秩序”的信任基础。当然这并不是楼忠福的独辟蹊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早期的企业家要成长都必须依赖个人关系的路径，否则就谈不上相互信任关系，更谈不上“合作秩序”的扩展。

“合作秩序的扩展”（2）

像《水浒》中的英雄好汉一样，为了表达交情，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常常要跟朋友大碗喝酒，在这点上他非常传统。浙江的酒文化跟中国北方省份的酒文化不太一样，浙江人在喝酒时说过的话，并不是在放下酒杯后就忘记了。楼忠福和朋友的交情也并非是靠酒杯来维系，而是靠真情、责任和事业★。

一旦成为朋友之后，楼忠福就不再是端起酒杯跟朋友说话，而是和朋友一起吃面条，一起为事业打拼。他常常跟朋友说：“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他总能够以超出朋友预期的方式满足朋友的需要，总是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和选择朋友。所以他的朋友关系像树的年轮一样，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一圈圈地扩展，同时以他的事业为核心的“合作秩序”也一步步地扩展。

因为他豪爽大度、以诚相待、重情重义的性格，在他承包东阳三建的创业期间，公司原来两个年龄和资历都在他之上的、十分能干的“老臣”——楼正文和吴小伟都成了他最得力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在东阳三建是公认的“将相之才”。楼正文淡泊宁静、好学深思、内敛谨慎，是东阳三建德才兼具的“名节重臣”。吴小伟见多识广、干练敏捷、沉稳实干，是东阳三建开疆拓土的“征战能臣”。有此二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