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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进入北大，《新青年》移到北大，北大与《新青年》的结合，是“五四”棋盘上最重要的一步棋之一。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谢世，独秀在《中央日报》发表感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悲惨世界》首译者：陈独秀与苏曼殊

苏曼殊 苏曼殊与陈独秀是1902年秋季在日本成城军校学习时认识的。这一年的冬天，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在日本成立青年会，决心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寻求民族自强的复兴之路。共同的理想抱负使他们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

1903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来到上海，共同创办号召排满的激进报纸《国民日日报》。10月初，苏曼殊也辗转来到上海，被《国民日日报》聘为翻译。苏曼殊并与陈独秀住在一起，两人情趣相投，更增进了他们的友谊。

在上海期间，苏曼殊准备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他很同情茶花女的悲惨遭遇，想借此来抒发自己的苦痛与郁闷情绪。陈独秀得知他的想法后，对他说：“茶花女的遭遇是值得同情，可是有的人生活得不是比茶花女还悲惨吗？”陈独秀的几句话，拨亮了苏曼殊的心灯，他开始寻找新的感情的突破口。

一个月后，苏曼殊将一摞译文手稿交给陈独秀，说：“仲甫（陈独秀的字）兄，你看这部书怎样？我的汉文水平不足，你帮助我润色润色，算咱们的共同成果吧！”陈独秀接过书稿一看，原来是法国作家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惨社会》（今译《悲惨世界》），十分高兴，就答应看看。事后，陈独秀对苏曼殊的译稿，略加润色。他觉得苏曼殊译得很随便，无法核对原文一一订正。不过基本的故事情节还是清晰的，就交给《国民日日报》连载，署名苏子谷（苏曼殊）、陈由己（陈独秀）同译。遗憾的是，只连载了十一回，报馆就被查封。后来又由镜今书局出版了单行本。1918年苏曼殊去世后，上海泰东图书局在翻印此书时，署名苏曼殊大师遗著，书名改为《悲惨社会》。这本书删去陈由己的名字，使得很多人以为《悲惨世界》的首译者是苏曼殊。

同道之谊真情绵绵：康有为与张元济

张元济 张元济比康有为小9岁，却比康有为早获科名，康中举之前，张已经是翰林院庶吉士。不过，康伏阙上书、长兴讲学，在学术界早具声名，张元济对此也是钦仰有加。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同样怀有矢志维新，渴求变革的张元济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二人结下了长达30余年的同道之谊。

“百日维新”开始后，由于康有为与张元济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二人以六品主事之职受到光绪召见，成为自咸丰以来40年未有之“殊遇”。新政期间，他们共同为倡办的京师大学堂出谋划策，尽过不少心力；共同向光绪提出了包括“满汉通婚、去发辫、除跪拜”等一系列大胆建议；康请开懋勤殿，推荐10名顾问官，张元济名列其中。“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远避海外，张元济被革职到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但二人时相书信往来。1910年春，张出国游历，第一站到新加坡，便去看望卜居槟榔屿的康有为。辛亥革命后康返国定居上海，康、张二人来往频繁，张着手辑印《戊戌六君子遗集》得到康有为的大力协助。1927年3月，康去世时，张元济致函康的弟子梁启超云：“南海先生七旬称庆未及一月，遽尔作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胜悼惜。”表达了无限哀切之意，同时为出版《康南海遗著》竭尽全力。此后数十年间，张先后校评《清史稿·康有为传》，存录《康南海藏书书目》，题跋《康长素书札》，直到90高龄，还向友人叶恭绰借来南海会馆七树堂康有为的照片，凭吊祭奠。

不寻常的见义勇为：李大钊与陈独秀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大学生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对外称“亢慕义斋”（英文muni*）。与此同时，他与陈独秀开始着手建党事宜。在党名问题上陈独秀曾提议将muni*　Party称为“社会党”，李大钊经过思考后一锤定音：“叫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