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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冲突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家属。望着白宫门前的示威群众，丹？杰米感到愤怒异常，他给他在家乡的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从未想过我国的民众会是如此的对待我，他们难道没有想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为了所有合众国的民众可以更好更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们给了我什么，除了恶毒的漫骂就是无端的指责，对于这一切我真的是受够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如果我不是美国的总统该有多好，我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在夕阳农场（丹？杰米在得州的家族农场）放牧，冬天的时候可以带着他们去阿拉斯加滑雪，没有什么比那些更美妙的了？？？？？？”

其实，在私下里，丹？杰米也认为民众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民众是最容易动摇且是最容易受到煽动的群体，基本上这些人并没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除非是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利益正在受到或将要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才会站出来表达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观点，自由民主政权的真正含义其实就在于平衡一旦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会迸发出成千上万种言论，而这也恰恰是自由民主政权的最大的弊端所在，因为为了平衡不同的言论和意见，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一一公关，人往往许多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就在这些不断的公关中丧失了，于是，到最后人们常常所接受的并不是问题的最佳结局，但很奇怪的是，人们——那些自以为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却很乐意的接受了，他们从未曾想过，在不断的争论和表达自我意见的时候，他们也放弃了解决问题的最理想的切入点，民众其实是被自由民主制度的“双刃剑”给迷惑了，亦或是他们本就未曾清醒过，美丽的谎言历来就是容易让人沉醉不醒的。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常常会为了一点点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论不休，但当这种制度、这种国度需要他们为之付出的时候，他们往往最优先考虑的也会是自我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以国家的需要为第一需要，所以，往往在一场战争或是冲突中，类似于美国这种国家制度的国家民众会因为出现重大的伤亡或是久久不能解决的时候，就会改变他们的初衷，他们会转而站立到他们原来意见的对立面，因为他们无法接受那些大的伤亡和长时间的悬而未决，他们的心理其实是极其脆弱的，他们无法承受那些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他们认为那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东方，虽然施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在东方延续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他却被证明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是有效的，在这种制度下的民众也许是历来顺受的，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同样的伤亡和悬而未决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政府甚至会因此而垮台，但在东方中央集权的国家，民众的热情竟会高涨，巨大的伤亡所换来的是更大的民众支持，尤其是在对待和他们有根深蒂固的仇恨的国度的时候，亲人在战场上的伤亡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伤痛，但更多的却是一种骄傲，甚至于他的邻居也会为此而感到自豪，“英雄”这个概念在东方的中央集权国家更好的被民众所推崇并接受了，但在自由民主的国度，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制度本身给埋没了，民众会为亲人的死去而感到痛苦，心中想的最多的只是“该死的战争”，当然他们亦会由自己的遭遇从而想到他人的遭遇，为了有人可以为之负责（往往是他们所推选出来的公务领导者），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从厌恶战争所带给他们的痛苦延伸到厌恶也许是当初他们视之为“民主制度的英雄”的公务领导者，为此民众甚至不惜将这些公务领导者丑化成各式各样的近乎于“恶魔”般的角色。

现在，丹？杰米总统成了美国历史上又一位被自由民主和那些为自由民主制度所陶醉的民众们所唾骂的公务领导者，而他不是遭遇于此的第一位公务领导者，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位受此愚弄的公务领导者。如果是在此类事件的处理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还有什么优点可言的话，那就是制度的创建者或许早就预见到了这些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悲哀，于是，天才般的创建者们也给那些公务领导者们留下了一条自我拯救的绳索——总统否决权，也只有在这种权利面前，自由民主制度的民众才会显得渺小与无足轻重，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才会以强势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使用这种权利，在我们看来却是丹？杰米们的悲哀，毕竟这是他们所能做的唯一的选择，虽然在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民众所抛弃，民众永远不会记得丹？杰米们所带给他们的结局，他们只会记得在那些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结局怎样似乎他们很少关心，他们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