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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写道，鱼湾大队农工商贸易公司是正式成立了，还正儿八经经过公安局批准刻了一颗公章。可公司里除了经理马柳平外，就再也没有一个人——他现在还是光杆自令。按照我原来的吩咐，他亲自拿着公社和大队的介绍信，去历程县请那位郁郁不得志地商校高才生薛红。却遭到了意受不到的挫折。

薛红的家境比吴永成原来的估计的还要艰难。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个壮劳力。老婆要照料三个孩子，不能随生产队上工；他没有恢复公职前，地里的农活什么也不会干。久而久之，生产队干脆把他当半个劳力使用，当然也只能和妇女、未成年男子赚一样的工分了。每年下来分红、口粮，就只有半个劳力的，而家里四、五口子张着嘴要吃。其窘困程度可想而知。幸亏当时社会主义地优越性有一条，那就是不能让饿死人。于是几年来他家欠大队的口粮款，就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薛红去年恢复公职后，一切工资，待遇、级别只能按开除公职前的连续，每月仅有三十七块五毛钱。别说还欠大队以前的口粮款了，就连现在眼前的光景，也难以难持。

马柳平进了他家，立刻觉得像走进了二十年前鱼湾大队最穷、最苦地一家：住的是人们废弃的一眼破窑洞，炕上仅有一片破席子和几床烂铺盖，屋里不安玻璃。窗上糊的麻纸还黑呼呼的，上面还有不少破洞；三个小孩除十岁的大闺女衣服还算完整外，剩下两个小的光腚在院里玩；窑洞里除了有一口箱子外，再无其它家俱。那还是薛红老婆出嫁的时候，带过来的嫁妆。

薛红戴一副镜片破了半片、用白胶布粘着的近视镜。身上穿着可能十几年前结婚时地蓝布干部服，用怀疑的态度接待了马柳平。

当马柳平拿出公社、大队地介绍信。并说明来意时，薛红刚开始时一口就拒绝了。说什么他是国家干部，赚的国家地工资，哪能再去给什么大队企业兼职打工，影响不好！有损国家干部的形象等等。一套大道理说得言正辞严的，闹得马柳平当时就有些下不来台，不知道该怎么再说了。

幸好薛红他老婆在旁边，听说这个平时最没本事（笨得他连地里受苦也不会）的男人，竟然还有外县的大队来。要高工资请去当什么老师、顾问，还答应帮他们还请这十几年欠队里的口粮款。天神神。从哪来的这好事啊。高兴得立马从箱子底拿出不知放了多少年的红糖（说不定是生最后一个小孩，她坐月子时留下来地一点），给马柳平恭恭敬敬倒了一杯水。

薛红刚开口拒绝，她就火了：好不容易天上掉下来个财神爷，你还扭三捏四的装什么牛逼，还国家干部有损形象呢！你不就是一个卖肉地，还不好好给人家卖吗？牛逼什么？你国家干部的形象能当饭吃吗？她把杯子往马柳平身边的炕沿上一放，就连枪带棒朝薛红开了火，也不管客人在不在乎。

薛红在老婆的一通臭骂后，才开始有些正视现实。表示可以认真考虑一下，马柳平还想趁热打铁再劝劝薛红，争取一两天内，先把他老婆和孩子和户口办过去。

没等他开口，薛红老婆马上就替薛红作主了：“不用考虑了，我们现在就定了，马书记，你说什么就什么，我们娘们几个跟你走，户口也迁，家也搬！这穷日子我实在一天也过不去了。到了现在，可怜那三个孩子连一件囫囵的衣服都没有！别听他的，这个家我作主。这些年，要不是我娘家看我们可怜，时常给我们一些接济，早就饿死了。靠他，哼，他连他自己也养不活！他还是吃的我娘家的饭呢！”

就这样薛红彻底败下来。两三天内，户口迁移、搬家，全部办妥，薛红因为工作还在历程县，他是国家干部，非农户，那时户随人走，他的户口暂时难动；而他老婆和孩子们是农业户口，对方大队恨不得你能马上就办走：省了几口子的分粮、分地，还有人替他们还清历年的亏欠，这种好事多来几桩才好呢！

薛红也向工作单位——公社食品站的卖肉铺请了长期病假（反正也不扣工资），随一家人定居到了鱼湾大队。

最后马柳平写道：前几天从SX回去后，公社就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兼鱼湾大队的大队长和代理支部书记。大队长是去年群众选的，还没来得及罢免，就省事了；代理支部书记，是因为他还是预备党员，距转正有一个多月呢。

这就好。吴永成看完三姐夫的来信，长长呼出了一口气。这大队企业的基本框架正经搭起了，马柳平又是一人身兼支书、队长两职，起码不用担心以后的发展中，正、副职两人各吹各的调、各尿各的尿！这种尿不到一个壶里打内战的的事简直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