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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

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

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

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

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

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

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

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

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

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

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

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

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

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

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

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

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

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

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

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