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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重复的声明，这样新文学必须是非传统的，决不是向来文人的牢骚与*的变相。换一句话说，便是真正个人主义的文学才行。现今的时代正是颓废时代，总体分裂，个体解放，自然应有独创甚或偏至的文艺发生，这在古典派看来或以为衰落也未可知，但实是时代的要求，而且由我们说来，在或一点上比较个体统于总体时代的古典文学更多趣味，所以我们对于现代，不禁抱着比对于承平盛世更大的一种期待。

这样的新文学里常有似乎复古的现象，原是很普通的事。但他决不是复古。本来复古也是一种革新——对于现在的反抗运动，它的理想中的古原是一种空想，不必说只凭传说的三代以上，便是自身的过去经验，从回想中出来，也经过许多变化，变成新的东西，几乎与“乌托邦”的梦想很少差别；不过本人不曾知道，还以为在卫道，这就是复古的弊害之所从出。形似复古的新文艺决没有保存国粹的气味，他不是义务的去为古文化服务，只是趣味的去赏玩去利用他。因为现在人除极少数外，对于理想的将来未必能有十分的信托，也未必能得多少的慰藉，所以他们多弃舍了未来的乐土而倾向于过去的梦境。他们觉得未来不能凭信，现在又不满足，过去当然不见得可□□留恋，但因其比未来为实而比现在为虚，所以便利用他创造出一刹那亦即永劫之情景，聊以慰安那百无聊赖的心情。这在表面上是很颓丧的，其精神却是极端现世的，或者说比革命文学家还要热烈地现世的也未始不可。据我的曲说讲来，革命文学在根本上与颓废派原是一致，只是他更是乐观，更是感情的；因为这一点异同，所以我说他虽当兴起而未必很盛。

总之现代的新文学，第一重要的是反抗传统，与总体分离的个人主义的色彩。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嗜好与要求，只是推论起来应当如此。每到这个时期，便会有这样文学发生，古今原是一样。不过时代既然不同，精神也就殊异，即如向来文人之或发牢骚，或讲风雅，都是同一情形，但在此刻倘若不是直接从生活中发源出来，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即使做出上好的愤世嫉俗的热烈文字，或高蹈远引的高雅诗歌，我们也只好认为假古典派之作，因为他实在是老牌传统的东西。我们还未能说中国的新文学界已经有这两派，但我相信总是要兴起来的，所以略加说明。至于这两派的造就当然有自发的原因与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定，更不是别人所能劝阻的；我恐怕有人或者要于两者之间加以轩轾，更附加一句，虽然是蛇足。

［附记］此文上半篇系四个月前所写，因事中止，今始续成，所以文意不很贯串，请阅者原谅。（十月十九日）

［纪生附记］附记系1929年4月10日《绮虹》编者所加。此文系周先生在民国十二年所写，十月十九日者，即该年十月十九日也。我以该文未曾收入《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诸书，而文中所论新文学趋势极简明透澈，且鉴于最近文坛之混乱，因商得先生同意，刊载于此，俾爱好文学者有所参考。（一九二九，春，宣南）

宿娼之害

1923年10月21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子荣

未收入自编文集

宿娼之害，应当分别言之。对于过着恋爱生活的人，其害有二：（1）破坏恋爱，（2）染毒。对于传统地结婚的人，只是染毒一样。因为这些人本来没有恋爱，说不上破坏，而且在性的关系上原是“视女子为玩物”，无从增加轻蔑的程度；“宿妻”与宿娼正是一样，所差者只在结婚是“养一个女子在家里，随时可以用”，不要怕染毒，更为安稳便利罢了。传统的结婚即是长期卖淫，这句话即使有人盛气地反对，事实终是如此。大家恭维宿妻而痛骂宿娼，岂不是只知道二五得一十而不知五二也是一十么？

因此，我觉得前回劝告芜村君的话是不错的。我决不敢对于芜村君的品性妄加推测，但他不是过着恋爱生活，他与老夫人的关系只是性的要求，这是我敢大胆地假定的。现在他既然不满，那么自然只好去宿娼，比另外去买一个妻来宿，比较的还要老实一点，虽然也危险一点。中豪君劝他离婚另娶，当然比命令禁欲好的多了，但看芜村君在家庭里的情形，连阻止他令郎的早婚还没有力量，能够和老夫人离婚么？即使做到了，（这个已经要认为奇迹）另娶一位少夫人，如不是恋爱的结合，那也无非是购置一个可宿的目的物，与宿娼有什么不同，不过名目好听一点罢了。讲到中豪君的提议，在根本上与我的本没有不同，只是中豪君还有点顾虑名目，我则以为宿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