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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进出都是上百万元了。银行开始注意我了，内部有争论。第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国家有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第二，算不算投机倒把。我就到中国人民银行去“人民来访”。接待人问我啥事。我说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爽，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填了一张人民来访单子。他吃惊地说“你就是杨怀定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库券呢”我说“我今天来就是想问这件事。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他说“你看呢”我说“我看是可以的。”他问我你有什么依据我说有。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金融时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是李贵鲜。我说“你们行长在报上讲，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我看不到文件，但你们行长讲了，如果有错是你们行长错。”他不能说他们行长错，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反正我们现在没有文件。”我说“没有文件，那我就可以做呀。法律不禁止的，我就可以做呀。”就此观点，我后来还在报上发表过文章。

后来有一位官员对我说“原来我们想让老百姓买卖国库券以搞活市场，没想到你利用这点来做生意。”我说“我是合法的，我是投资者。我买进时，并没想要卖掉其实是想的，就是为了要卖掉嘛，但是我突然之间要用钞票了。你管我是拿了一夜还是两夜呀。这也符合随时随地买进，随时随地卖出的原则呀。”当时还有人认为，杨怀定把上海的大量现金带到外地去了当时银行内部现金是条块分割的，上海现金减少了。我说“你们没有看到，我把外地的利息都带到上海来了呀。”我把有关的报纸、文件都保存下来了，当时怕“反攻倒算”嘛。

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国库券，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怕政策变，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个人没有本票，只有现金。我称过，一万元10元钞票是06公斤。我带50万元出去，就是30公斤。我就跑到公安局去，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我要从事国库券交易，能否请保安人员。后来上海解放日报社会新闻栏目上登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中国人民银行如果认为我不合法，那么现在公安人员跟着我，我怎么做买卖的他们都看得见，有事你们可以去问公安局。

那时社会治安还是蛮好的。但那时大家都没见过大钱，你带着100万元现金，别人都会怀疑你非偷即抢，那时也不像现在这样治，先把你拘留下来再说。有一次在火车站检查安全品，检查人员要我打开包。我说“我不能打开，要打开到你们办公室去打开，我怕被歹人看见要跟牢我。”检查人员很恼火，他们从未碰到如此不买账的人。走进办公室，我打开包说“都是钞票，可以带吗绝对不是危险品。在外面不给你看，是考虑人身安全。”同时，我立刻把几包香烟掼过去。他们也很重视，马上通知乘警，请他们保护我的安全。就是这件事促使我萌发请公安人员的念头。以后我出门，保安人员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到了外地银行，银行认为我正规，愿意把国库券卖给我。

1989年，我又跑到税务局。当时有关部门认为有几种人赚钱最多，我的名字排在第四位上海市民杨怀定，利用国债买卖获取暴利。我马上跑到税务局咨询是否要交税。税务局的同志讲，我们早知道你了，并且表扬我主动上门报税。当时的背景是，个体老板都不大肯交税。报纸后来登了消息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根据国库券条例，国库券是免税的，我买卖国库券也就不用交税了。

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就是这三件事让我出名的。

正文　真是红领巾

李老师跟没看到林蕊一样；　陪着老婆在路边花坛给孩子把尿。

林蕊如释重负；　差点儿跌坐外地。

没看到没听到；　老李高度近视；　看人都得虚着眼；不远处卖磁带的摊子正在播放龙的传人。

孙泽眯着眼睛阴险地笑，看着她话里有话“噢；　好像中学生不允许做生意哦。哎呀，我这个大学生真辛苦。”

林蕊立刻谄媚地笑；　狗腿附身；　上前伸手给孙泽捏肩捶背；　声音甜的好像嘴里头的大白兔奶糖没吃完“哎哟，孙哥你辛苦了。”

孙泽哼哼唧唧地享受小丫头片子的讨好；　不时指挥一句“左边；　用点儿力；　晚饭没吃吗”

小人得志林蕊恨不得当场掐死他，却还得硬着头皮摇尾巴“孙哥；　这更深露重的；　万一着凉可不妙，我回家给你拿个披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