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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街上看到她并给她写了封可以称之为标准情书的求爱信。他选择了他的妻子，用以代替他的母亲，　“如果她还活着，我就不会结婚”，然而，“我没有爱，只是幻想有个家，幻想能够成为一个父亲……我的妻子给我的礼物是三个女儿，金色的头发、粉红色的脸蛋，由她们的母亲照顾，我心里想的全是她们。”他继续写道，“父权使我空虚的心灵得到了满足，”这就“像是我存在的放大，像是不朽”。

对于无产阶级男性来说，父权是使其财产和名誉永存的最基本方式。用父权和男子气来解释男性荣耀的那种传统乡村式方法被工人阶级沿袭，这种传统解释帮助塑造了他们的身份。

在私人生活的全部场景中，父亲去世是最为重大和意味深长的，也是小说和绘画中反复出现的一幕。临终之时已经不再是男人表达最后遗愿的时刻，而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一幕也是最后告别、权力移交、大型聚会和宽恕调解的时刻，同样也是新的仇恨的源泉。

母亲则要小心谨慎地死去。丈夫已经去世，她独自一人，年老体迈，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家。一般来说，她无权掌管房产或储藏室的钥匙。在热沃当，母亲被视为是由自己丈夫的继承人供养的人，而这位继承人在给她和她的其他孩子提供食宿时可能会显得非常吝啬。

当一位父亲即将死去时，他“将孩子召至床前”，就像是神话一样。在里尔，卡罗利娜？布拉姆亲眼见到了被人称为“好父亲”、一个王朝的建立者老路易斯？布拉姆之死。长期不和的兄弟们聚在布拉姆床前。卡罗利娜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一幕：“‘好父亲’亲吻了我们，然后将我父亲和叔父叫到身边，给了他们几本书，吩咐了一些公务上的事，推荐了他的一些奴仆。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神圣之感。”普鲁东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木桶匠，死时却选择了一种高贵的方式。他邀请亲戚和朋友来吃饭，饭后向他们道别：“我想在死去之时有你们陪伴在我左右。现在请给各位上咖啡。”

对于所有家庭来说，父亲去世都是经济和感情上的一次打击。正是这件事使这个家庭瓦解，使其他家庭得以形成，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因此在一些家庭中，有些成员是渴望父亲死去的，因此法律对弑父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这是一种该受天谴的行为，宣判无罪几乎不可能，大多都被处以绞刑，从而给家族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

然而，除了谋杀，还有许多种杀死父亲的方式，包括孩子自己神经病发作。萨特就将福楼拜的病看作是“谋害父亲”，因为阿希尔…克莱奥法斯想让年轻的居斯塔夫从事律师业。“居斯塔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公证人，因为根据预言即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的意愿，他已经是一个公证人了。”萨特继续说道，“福楼拜的神经官能症就是父亲本身，就是内心的超我，这使他变得软弱和消极。”他父亲的死使他摆脱了无法承受的重负。就在他父亲埋葬后，他宣布自己的病已经痊愈，“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像是将疣消除掉一样……终于解脱了！终于解脱了！我要去工作了！”

父亲去世是19世纪早期连载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在这些小说中，家庭结构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父亲去世也是儿子成熟和娶妻的唯一途径。

废除设立遗嘱的权利被勒裴称为对父亲的谋害，但这项新制度允许并鼓励分割财产，从而使父权制土崩瓦解。在那些家族势力庞大的地区，这项新制度被视为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而遭到抵制；而在其他地区，如法国中部，则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称之为一大进步。1907年，埃米尔？吉约曼公开指责旧式家族是“父亲对孩子的一种剥削”，并希望能够永久禁止这种虐待。即使在奥克文化仍然存在的地区，围绕这个问题所产生的混乱状态在整个19世纪也曾一度加剧。

随着19世纪的推移，父亲在法律上的特权也在非常缓慢地消失，这种消失一部分是因为妇女和儿童的呼声不断增加，一部分是因为国家渐渐加大了介入的程度，尤其是介入贫穷家庭的生活，理由是父亲无法提供某种关键性的需要。1889年针对无能力父亲的法律以及1898年针对虐待孩子的法律使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目的在于保护孩子的利益。1912年制定的法律是自1878年多次立法以来的极致，它赋予妇女出庭证明亲子关系的权利，其范围不仅包括诱拐或*，还包括“欺骗性诱奸”（这种情况还可以提交书面证明）。该项法律的拥护者——慈善家、立法者和神职人员——表示对未婚母亲和被遗弃的孩子坚决支持。

法律对妻子不断增加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