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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人对性爱也非常重视。在我国汉朝的画像砖中，常有一种人首蛇身的画像，下身的两条蛇躯紧紧缠绕在一起，分明是正在交尾的情形，而上身的人像，据考证分别是我们传说中的始祖伏羲和女娲。这类画像告诉人们，正是祖先的神灵在性爱的欢乐中创造了天地万物。

然而，在孔夫子“男女授受不亲”的理论指导下，在理学群儒的歪曲说教下，中国经历了长达2000多年的性压抑时期，直到本世纪7O年代，在性的问题上还笼罩着一层虚假的道学气氛，一般男女彼此交往时，就仿佛对方根本没有性器官似的。那时，你要是胆敢说某位女士很性感，她非给你一个耳光不可。

世易时移，今日的变化之大令人惊讶，我们在一成不变的肯定性判断中生活过久，我们心灵栖息的小窝充满了霉味，我们突然发现一个人最基本的、最终的、最不可剥夺的自由是说一声“不”，生活一旦转换成否定性判断，我们就悬在了半空，这很容易从人最本真的性爱关系中显示出来。

然而，因为变化过快，事情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种悖论走向另一种悖论。今天的问题不是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是以爱的压抑作为沉重的代价。

性与爱的背道而驰日益明显。人们不把性忠诚当回事了，自然也不会把爱情当回事了。性的短暂满足与爱的渴望长久，性的操作性和具体性，与爱的理解性和感受性，就是一对永远的矛盾体了。

人类在使原子裂变产生巨大能量的同时，也震惊地觉悟到另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性爱的裂变。我们也渐渐觉悟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比西方人晚了几十年而已。

两个悖论

弗洛伊德泛性论在西方造成的不良影响有目共睹：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从“我爱你”一下子变成“我要你”，一下子把性从性爱中“成功”地分离了出来，并从此取代爱，遂导致性的放纵、爱的荒芜和人的冷漠。

那么在中国，问题显然要复杂一些，当下我们的婚姻观和性伦理道德，正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既没有传统的统一和安定，又没有西方国家那种比较能使大众习以为常的开放和自然。

我们的矛盾在于：既对时髦的东西吸收过快，又对陈旧的东西牢守不放。因此，我们在性与爱、性爱与婚姻的关系上，观念进进退退，行为不论是非，典型的“包二奶”现象，是现代商业社会里性爱分裂的畸形产物，最具“中国特色”，西方不存在这一现象，所以它并非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封建残渣的死灰复燃，这一点，尤令人深思。

这是悖论状态之一。

悖论状态之二：作为现代中国人，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培植比西方人来得要晚和没有丰厚的基础，一方面是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一方面又觉得个人的“我”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我们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无法以苍白的情感，对时代的缺失进行创造性的补偿。因此，我们很难在心灵上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只好求助于金钱和性这类更快捷更直接的刺激物。

无须讳言，我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心照不宣的价值观：市场的可怕不在于出卖，而是卖得太便宜，而一旦卖得太便宜，对不起，宰你没商量，那只能是“假冒伪劣”之类了。

我们也从来没有今大这样摒弃道德和爱的性放纵，爱是“软件”，看不见摸不着，而性才是“硬件”，实实在在。我们在操作性时，由于越来越乞灵于做爱技巧，已使它变得越来越“非人化”，人们企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孤独、焦虑和疲惫，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

性与爱，男人与女人，就像金币的两面，既是一种对称，更是一种悖离。

“它必须是吗？它必须是。”贝多芬说的是他暮年的第135号作品，这基于他对艺术必然性的深刻理解；而我们这样说，则既基于困惑，又基于消解。

我爱你

有人说：“我爱你”这句甜言蜜语，是最当不得真的，这句许多爱情中人婚姻中人的口头禅，其实连承诺的意义也不具备，更不是一种保证。

此话说得不无道理。生活已变得如此随随便便，我们已习惯了兴之所至，信手拈来，信口开河，有时可能是自欺欺人，有时完全是没心没肺。

时代浅薄的良心，既反映在把“我爱你”挂在口头的撒谎者身上，同样也反映在指出这个事实的旁观者那里，因为我们常常以看破红尘的洒脱自居，不再相信